你只要专注与你投资的公司，耐心和专注 耐心��专注不可能让��失败

巴菲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赌博

巴菲特表示每一个市场都有其周期，市场总是有起有伏。不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迅速，中国股市也一定会碰到低谷和高潮。"房地产市场也一样，尤其是人们因为所有权的增加，更容易变得盲目自信，导致资产价值虚高。"

巴菲特说在去四五十年中，只有很少的几次他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什么东西真正地价值低估或者价值过高。"绝大部分情况下，我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中国也会面对泡沫和泡沫破裂，不管经济发展有多么迅速"

《第一财经日报》最后追问芒格如何看待中国的汇率问题，对中国有何建议。

芒格表示，中国的汇率政策给中国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增长。相对低廉的人民币使得中国生产的货物有着很强的竞争力，这难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但是不可否认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非常有效和实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经济史无前例的，现在中国才是最大的赢家。芒格说美国更应该向中国学习取经。

芒格说如果他要给中国提建议的话只有两条：

第一，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要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加坡的李光耀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如果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是无止境的。

第二，我感觉中国人比较喜欢赌博。我也不懂为什么，似乎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也喜欢赌博，当美国政府监管不利，这种赌博的问题被放大成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等问题，所以美国政府现在要开始控制这些行为。中国政府也应该注意这些行为，及早采取措施。

巴菲特补充道"没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在赌博，而且赌得很大。有一群人在大面积地豪赌。财富的增长应该是逐步积累的。"

 

 

问：为什么不投资印度

巴菲特：印度的政府监管使得在那里的投资非常困难，不像中国，监管更放松。我们喜欢印度的民主，但是我们不喜欢民主导致的瘫痪。

巴菲特：通货膨胀全球现象，不可避免。

问：如何避免再次金融危机？

巴菲特："从娃娃抓起"，教育孩子如果挣钱和为自己负责。长期投资外汇市场是最糟糕的投资。比亚迪投资，主要功劳是芒戈，如果十年前，根本不可能投资。如果公司需要人顶上来，随时有人待命。

巴菲特：投资资本密集型企业，虽然投资回报不会太高，但是投资更稳定和优良。真正出色的投资者是在座的股东。

巴菲特：在过去一年集中投资债券而非股票因为不确定公司价值到底多少。公司债券只要公司不倒闭，至少有稳定回报。

巴菲特：绝不会因为金钱放弃声誉。

芒格，世界没有金融衍生品会变得更美好。95% 的金融衍生品本质是赌博。没有这种赌博，资本市场讲更健康。

大会午休一小时。

巴菲特力挺高盛。

巴菲特又被问到继任者问题了，不过他年纪确实不小，今年79了。他说继任者计划已经制定好了。现在的第一候选人中美能源事长戴维- 索科尔在大部分投资者眼中尚属名不见经传，但就是索科尔强烈推荐巴菲特投资毕业迪，也是索科尔挽救了巴菲特的飞机租赁公司。

大会继续。

巴菲特献唱。

问：为什么不进入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保险市场？

巴菲特：只能拥有25％左右中国公司的股份，所以不可能在那里放好的管理层。

巴菲特看中国：中国潜力巨大，特别是比亚迪人才优秀。

 

报纸行业变化非常快，人们放弃报纸的速度太快，现在已经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未来10到20年任旧看好美国股市，不看好持有债券和现金。

信用评级机构仍旧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会犯错误。卡夫收购吉百利，出售匹萨业务都是非常糟糕的交易，尤其是出售匹萨，非常傻。出售匹萨业务，卖出25亿，放弃了3 亿的年营收，非常不值。决策者应该为他们的决定负责。华尔街不愿意认错非常糟糕。

问：现在是否好的投资时机。

芒格：90％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市场在周期的哪个位置，投资者要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听他人说法，也不要被他人吓到。投资就是低价买有价值的业务，然年后长期持有。

芒格：用玉米提炼汽油，非常傻的主意。

问：如何吸引和保持忠诚的股东。

芒格：和股东开诚布公公司的业务和方向。

问：如何跟好地估值公司：

芒格：你不可能成为所有类型公司的专家，你只要专注与你投资的公司，耐心和专注。耐心和专注不可能让你失败，有低落的时候，最终你不会失败。

芒格：每天睡觉的时候比你起床的时候多学一些，你就不会失败。

芒格：非常惊讶大家没有问跟多有关比亚迪的问题。比亚迪是我们第一次投资高科技，但不会是最后一次。BNSF铁路的交易对于BNSF更有利，因为他们成为哈萨维的股东。

巴菲特：公司的未来成长将随着规模不断增大越来越困难，10到15年后将遇到瓶颈。

巴菲特谈创业：只要你有激情追逐你的梦想，你不会碰到太多的竞争对手。内布拉斯卡家具店从500 美元起家，巴菲特夫人的热爱使其成功。

问：为什么哈萨维如此不同？

 

芒格：因为我们很实际，反复重复我们成功的经验。

巴菲特：如果智利的地震发生在洛杉矶，损失讲高达1000亿美元。

最后的问题：如果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哈萨维会怎样？巴菲特：世界末日不可能发生，哈萨维有能力抵御任何危机。芒格：我一点都不担心。

股东大会问答结束。

现场直播结束。

 

对话巴菲特：你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2010年04月24日

对话巴菲特：你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2010年04月24日 02:47 21世纪经济报道

　　杨琳桦 闫萌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在一年一度、闻名全球的巴郡公司年会(“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即将召开前，这个安静的美国小城迎来了一批重要客人，他们是来自美国一流高校MBA班的100位尖子生，而宴请主人正是“奥马哈的先知、圣贤”，被美国人称为是“除父亲外最值得尊敬的男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在宴请学生品尝他最钟爱的牛排前，巴菲特与100位“美国的未来” 展开了封闭式对话，其坦承、交心，让人想起乔布斯在斯坦福的那场著名演讲——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投资攻略，而是“人生选择和经验”。

　　“我希望你们认识到，笔头和口头交流的技巧非常重要。如果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的话，你们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现在愿马上掏出10万美金去购买你们每个人未来的10%的现金流。”换言之，巴菲特相信在场的每位未来至少能赚100万美金：“但如果你们能把你们的口头和笔头交流技巧再提高一个层次，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至少再提高50%。”

　　在巴菲特的故乡奥马哈，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开着一辆并不奢华的汽车，看上去很普通，但依靠股票、外汇市场的投资，他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翁。

　　2010年，巴菲特以净资产470亿美元位列“福布斯榜”第三名；而随着巴郡公司近期公布的2009年亮丽成绩单，其一贯的选股策略及巴郡的投资标的又已再次在美国市场上掀起一股“效法旋风”。

　　巴菲特曾将他的投资理念归结为三点：把股票看成许多微型的商业单元；把市场波动看作朋友而非敌人(利润有时候来自对朋友的愚忠)；购买股票的价格应低于你所能承受的价位。换言之，他购买股票的基础是：假设次日关闭股市、或在五年内不再重新开放。

　　在价值投资理论看来，一旦看到市场波动而认为有利可图，投资就变成了投机，“没有什么比赌博心态更影响投资。”如今，巴菲特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已风靡世界，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

　　像大部分功成名就的美国老人一样，对现年80岁的巴菲特而言，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慈善”，另一即“传承”。

　　四月春日伊始，这场有关这位老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更多细节和经验的对话，本报特派记者全程参与。

　　“你能犯的最大错误”

　　问：你以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又如何看待这些失败？

　　巴菲特：肯定有。比如我以前特别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不敢表达自己，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问题。高中毕业后，我曾经去“卡耐基”的Public Speaking训练班，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个100美金的check(缴费)，但到门口时又害怕，没有去成。后来我回家左思右想，觉得如果我不能克服的话，这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障碍。后来，我就又去把这个班报了。

　　我想，人不要怕犯错。我人生中犯过的错，没有任何一个失败或错误，最后没有成为一个实际上好的东西的。比如，当时我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反倒让我自己能对这个事特别重视，我就真的去报班，并刻意训练自己。现在，这反倒成了我的一个长项。

　　要是我没有在这个方面训练好的话，我想，我都不敢去向我的妻子求婚，让她嫁给我。所以，所有所谓坏的或失败的事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在里面。你一定要相信，“信仰”(Faith)是很重要的，你要相信某个东西，到时候，这些坏的事情或暂时失败的事最后都会自己化解，变成一个好事。

　　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年轻时曾与我们州最漂亮的女孩约会，但最后没有成功。我听说她后来离过三次婚，如果我们当时真的在一起，我都无法想象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其实，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误，你人生中的最重要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只有在选择未来伴侣这件事上，如果你真的选错了，将让你损失很多。而且这个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问：你现在怎么看自己的竞争优势和长处？

　　巴菲特：其实，我对公司运营是一窍不通的，有时候我到工厂去，连男厕所都找不到。(笑)但我很清楚我的优势是什么。对我而言，投资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能找到“护城河”(Moat)，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哲学，所谓“护城河”是说，我所投的这个公司或生意是竞争者很难进入与我竞争的，就好像一个护城河一样，我建立起很高的城墙，别人随便攻不破我，这是我判断要不要投一个公司时非常重要的标准之一。

　　第二点是，要有“没有利用过的定价权” (Untapped Pricing Power)。这个意思是说，我现在可以不去涨价，但是，我随时都可以涨价，我现在先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后我再去提价。这个定价权还没有完全被开发，没有完全被用上。

　　比如，我以前曾投过一个巧克力公司叫“See's”，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巧克力品牌。买巧克力很多时候是人们在情人节或节日时去买，很多时候又是男人买给自己妻子或爱人。通常，他们每年买的时候不会记得去年一年是花了多少钱买巧克力。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我在家里装了一个“魔镜”，每年快到情人节时，我就对魔镜说：“魔镜魔镜，今年我可以把See's巧克力提价多少？”这个生意的好处是，它其实每年都在涨价，而这个毫无影响产品本身的销售量。

　　“万变中不变的东西”

　　问：你在选择投资时，会怎么去看一个公司？

　　巴菲特：我提一点“品牌联想”。比如我投可口可乐，这个东西会让人想到快乐，那么可口可乐在奥运会时去做广告，这个联想就和我们的品牌相符合；又比如我投Gillette，这是一个在全球有80%几市场份额的剃须刀品牌，代表“男孩向成熟男人过渡”(Transition to Manhood)，那么当美国系列棒球赛举行时，Gillette会去做广告，因为会有很多年轻男孩去看。我每天都在想，对一个产品和公司来说，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理是最重要的，你赢得消费者心理，你就赢得了市场。

　　再比如，我会比较喜欢像啤酒或剃须刀这些产业，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无品牌”(Generic Brands)的产品，或者杂牌东西对有品牌商品的威胁非常有限。这样，产业的持续性会比较强，而通常而言，这些有品牌产品的“护城河”也更高，更不容易被别人攻破。相比而言，我的See's 巧克力生意就会更容易受到杂牌竞争，我就指望那些买了杂牌巧克力的丈夫在送给妻子时说：“亲爱的，我买了便宜货……”(笑)

　　问：你为什么不投科技类的产业？现在，科技公司非常多，发展也很快。

　　巴菲特：它不是我的优势。对科技公司认识最深刻的人，我可能在全世界的前一千、前一万名都排不到。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公司，我一般会把公司分为三类：“好的公司”、“不好的公司”，以及“很难的公司”。

　　好的公司、不好的公司，是我花半天时间就能够看出来的，而那些花了半天时间看不出来的，我也不会强迫自己花半个多月时间去看。我不会强迫自己花费很多时间在一个我不能“Figure out”的公司上。我不是天才，但是我在某一些领域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见解。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呆在那些你有优势的领域，不要随便走到别的领域去，你一定要有“Focus”，要“Stay Around”。

　　再举一个例子是口香糖的生意。这个世界发展再快、科技进步再快，大家对口香糖的需要是不会变的。这一点，连我的朋友比尔·盖茨都同意。我从来在投资中都是找“万变中不变”的东西，这样能把风险降低。

　　问：很多人在做投资时，情绪会受外界影响。比如可能你投的公司发生了很大波动，又比如你看到别人赚了很多钱。这些年来，你一般怎么控制你的情绪，去进行理性投资？

　　巴菲特：有效控制情绪，能够让我的投资收益再提高30%。(笑)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我也得益于呆在奥马哈这个小镇，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没有什么豪华餐厅，也没有什么大的 Shopping Mall，非常安静。

　　我想，你每天进办公室时，去看和分析那些信息和资料，很重要的一点，即要保持一个稳定情绪和清楚的思维框架。可能是同样一个事实，但由于你情绪的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定性”。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投资者必须有两点：第一，必须要有一定智力(Intelligence)，幸亏不是需要很多的智力(笑)；另一点就是你这个人的脾气、个性(Temperament)是要符合这件事，你要能相对保持一个稳定情绪。

　　“他们疯了”

　　问：你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些看法是？

　　巴菲特：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当时金融危机时，大家都已不太在乎每个人的信用和质量到底怎么样，你自己的信用和质量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别人如何认为你的信用和质量，因为那是非常恐慌的时候，没人真正会去花时间想一个公司的能力和价值，比如这个公司以后有没有能力把钱还给我等。你可以信用记录很好，但是我作为银行的话，我就是不相信，而你也无法证明给我。

　　我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看法是，美国政府应使用一些更有力(Aggressive)的税收政策，不然很难持续下去。好比你看我们公司，我们雇员的年薪有赚6万-80万美金不等，他们平均交的税是34%所得税，但我自己却只交16%的税，因为我很多钱是透过投资赚来，税比较低，如果你是工资的话，所得税就比较高。但是我自己都觉得，我交这么一点税是不够的。

　　问：你对现在的中国怎么看，有没有想过在中国有更多投资？

　　巴菲特：我对中国从来都是特别有信心的，我觉得中国的增长不是一时半会的一个虚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持续性的东西。中国有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的人，美国也有非常勤奋的人，但在过去50年中，美国比中国发展要快很多，是因为以前美国有一个更好体制能把人的潜力充分发挥，但是我看到，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能把人的潜力充分发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力量太大了。

　　我这里说的体制差异是指，你是更鼓励那些天生继承的产业、皇帝的孩子还是去鼓励真正努力工作的人，那些真正优秀的人是否能获得机会。从这点而言，中国还有更多的人的潜力可以释放出来。我与比尔·盖茨是在1995年第一次去的中国。在这15年中，中国整个经济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成长，未来路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挫折，但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增长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把人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

　　我在中国主要投过两个公司。一个是中石油(12.25,-0.09,-0.73%)，还有一个是比亚迪。我投中石油时，没有看股价，我通常都是先不看股价，因为怕受影响。我先是看了中石油的基本资料，自己做了一个估值，然后发现公司值1000亿美金，但当时中石油股票所反映出的价值只是350亿美金，等于说可以翻三倍，于是，我就买了中国政府能够允许的最多限数。后来有一次，中石油还专门派了一个投资者关系部的人过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很大买家，但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懂(笑)。一年半前，我投了比亚迪，比亚迪有非常多的技术工程师，他们的CEO王传福是一个不平凡(Extraordinary)的人，我也是很看好他们的管理层。

　　问：你怎么看目前的中美关系。

　　巴菲特：我感觉，美国政府有一撮人故意拿中国当“替罪羊”(Scapegoat)，这简直是疯狂、不可理喻的。其实说到底，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希望中国更繁荣。你想想，难道有谁希望一个有占全世界人口20%左右的国家永远都那么穷，然后这个国家再拥有核武器的话，难道这样的世界是大家想要的吗？

　　我觉得未来世界最大的一个危险是，第三世界或穷凶极恶的国家或一小撮人拥有核武器或生化武器。所以，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生活水平能够提高的话，其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是好事。

　　我的感觉是，未来一年中美国政府可能会有一撮人，可能希望尽量把这个问题弄大，可能出于一些政治目的，希望找一些替罪羊。我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对待这些问题时，能有一个自己的“过滤器”，不要随便被这些东西影响。

Munger 2007 MAY USC speech

Charlie Munger delivered the 2007 Law School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on May 13th. Munger is a guru in the original sense of the Sanskrit word, a person who conveys wisdom. He begins the talk with “Safest way to get what you want is to deserve what you want.” The transcript of the talk is worth reading very very slowly. Take this line near the end, “The highest form a civilization can reach is a seamless web of deserved trust.”

There are too many lines that need highlighting. So I will just post the entire transcript below.

Safest way to get what you want is to deserve what you want.

Deliver to the world what you would buy if you were on the other end.

There is huge pleasure in life to be obtained from getting deserved trust. And the way to get it is to deliver what you would want to buy if the circumstances were reversed.

There’s no love that’s so right as admiration based love and that love should include the instructive dead.

Wisdom acquisition is a moral duty. It’s not something you do just to advance in life. As a corollary to that propositio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t means that you are hooked for lifetime learning. And without lifetime learning, you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do very well. You are not going to get very far in life based on what you already know. You’re going to advance in life by what you learn after you leave here.

I constantly see people rise in life who are not the smartest, sometimes not even the most diligent, but they are learning machines. They go to bed every night a little wiser than they were when they got up and boy does that help, particularly when you have a long run ahead of you.

…so if civilization can progress only with an advanced method of invention, you can progress only when you learn the method of learning.

Nothing has served me better in my long life than continuous learning.

I went through life constantly practicing (because if you don’t practice it, you lose it)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I can’t tell you what that’s done for me. It’s made life more fun, it’s made me more constructive, its made me more helpful to others, its made me enormously rich. You name it, that attitude really helps. Now, there are dangers in it because it works so well that if you do it, you will frequently find you’re sitting in the presence of some other expert, maybe even an expert superior to you (supervising you), and you’ll know more than he does about his own specialty, a lot more. You’ll see the correct answer and he’s missed it. That is a very dangerous position to be in. You can cause enormous offense by being right in a way that causes somebody else to lose face. And I never found a perfect way to solve that problem. My advice to you is to learn sometimes to keep your light under a bushel.

Marcus Cicero is famous for saying that the man who doesn’t know what happened before he was born goes through life like a child. That is a very correct idea. If you generalize Cicero , as I think one should, there are all these other things that you should know in addition to history. And those other things are the big ideas in all the other disciplines. It doesn’t help just to know them enough so you can [repeat] them back on an exam and get an A. You have to learn these thing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re in a mental latticework in your head and you automatically use them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f you do that I solemnly promise you that one day you’ll b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you’ll look to your right and left and you’ll think “my heavenly days, I’m now one of the of the few most competent people in my whole age cohort.” If you don’t do it, many of the brightest of you will live in the middle ranks or in the shallows.

The way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work and the way mental constructs work is that problems frequently get easier, I’d even say usually are easier to solve if you turn them around in reverse. In other words, if you want to help India , the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is not “how can I help India ”, it’s “what is doing the worst damage in India ? What will automatically do the worst damage and how do I avoid it?”

In life, unless you’re more gifted than Einstein, inversion will help you solve problems.

Let me use a little inversion now. What will really fail in life? What do you want to avoid? Such an easy answer: sloth and unreliability. If you’re unreliabl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 virtues are. Doing what you have faithfully engaged to do should be an automatic part of your conduct. You want to avoid sloth and unreliability.

Another thing I think should be avoided is extremely intense ideology because it cabbages up one’s mind. You see it a lot with T.V. preachers (many have minds made of cabbage) but it can also happen with political ideology. When you’re young it’s easy to drift into loyalties and when you announce that you’re a loyal member and you start shouting the orthodox ideology out, what you’re doing is pounding it in, pounding it in, and you’re gradually ruining your mind. So you want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of this ideology. It’s a big danger. In my mind, I have a little example I use whenever I think about ideology. The example is these Scandinavia canoeists who succeeded in taming all the rapids of Scandinavia and they thought they would tackle the whirlpools of the Aron (sp) Rapid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death rate was 100%. A big whirlpool is not something you want to go into, and I think the same is true about a really deep ideology. I have what I call an iron prescription that helps me keep sane when I naturally drift toward preferring one ideology over another and that is: I say that I’m not entitled to have an opinion on this subject unless I can state the arguments against my position better than the people who support it. I think only when I’ve reached that state am I qualified to speak. This business of not drifting into extreme ideology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Another thing that does one in, of course, is the self-serving bias to which we’re all subject. You think the true little me is entitled to do what it wants to do. And, for instance, why shouldn’t the true little me overspend my income. Mozart became the most famous composer in the world but was utterly miserable most of the time, and one of the reasons was because he always overspent his income. If Mozart can’t get by with this kind of asinine conduc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try.

Generally speaking, envy, resentment, revenge and self-pity are disastrous modes of thoughts. Self-pity gets fairly close to paranoia, and paranoia is one of the very hardest things to reverse. You do not want to drift into self-pity. It’s a ridiculous way to behave and when you avoid it, you get a great advantage over everybody else or almost everybody else because self-pity is a standard condition, and yet you can train yourself out of it.

Of course the self-serving bias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get out of yourself. Thinking that what’s good for you is good for the wider civilization and rationalizing all these ridiculous conclusions based on this subconscious tendency to serve one’s self is a terribly inaccurate way to think. Of course you want to drive that out of yourself because you want to be wise, not foolish. You also have to allow for the self-serving bias of everybody else because most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remove it all that successfully, the human condition being what it is. If you don’t allow for self-serving bias in your conduct, again you’re a fool.

The correct answer to situations like [the Saloman case] was given by Ben Franklin, “If you would persuade, appeal to interest not to reason.”

Another thing, perverse incentives. You do not want to be in a perverse incentive system that’s causing you to behave more and more foolishly or worse and worse – incentives are too powerful a control over human cognition or human behavior. If you’re in one, I don’t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You’ll have to figure it out for yourself, but it’s a significant problem.

Perverse associations, also to be avoided. You particularly want to avoid working under somebody you really don’t admire and don’t want to be like. We’re all subject to control to some extent by authority figures, particularly authority figures that are rewarding us. Getting to work under people we admire requires some talent. The way I solved that is I figured out the people I did admire and I maneuvered cleverly without criticizing anybody so I was working entirely under people I admired. You’re outcome in life will be way more satisfactory and way better if you work under people you really admire. The alternative is not a good idea.

Objectivity maintenance. Darwin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isconfirming evidence. Objectivity maintenance routines are totally required in life if you’re going to be a great thinker. There, we’re talking about Darwin ’s special attention to disconfirming evidence and also about checklist routines. Checklist routines avoid a lot of errors. You should have all this elementary wisdom and then you should go through a mental checklist in order to use it. There is no other procedure in the world that will work as well.

The last idea that I found very important is that I realized very early that non-egality would work better in the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I wanted to inhabit. What do I mean by non-egality? I mean John Wooden when he was the number one basketball coach in the world. He just said to the bottom five players that you don’t get to play. The top seven did all the playing. Well the top seven learned more, remember the learning machine, they learned more because they did all the playing. And when he got to that system he won more than he had ever won before. I think the game of life, in many respects, is about getting a lot of practice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the most aptitude to learn and the most tendency to be learning machines. And if you want the very highest reach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s where you have to go. You do not want to choose a brain surgeon for your child from 50 applicants where all of them just take turns doing the procedure. You don’t want your airplanes designed that way. You don’t want your Berkshire Hathaway’s run that way. You want to get the power into the right people.

[Told the story of Max Planck and his chauffeur. After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Planck toured around giving a speech. The chauffeur memorized the speech and asked if he could give it for him, pretending to be Planck, in Munich and Planck would pretend to be the chauffeur. Planck let him do it and after the speech someone asked a tough question. The real chauffeur said that he couldn’t believe someone in such an advanced city like Munich would ask such an elementary question and as such, he was going to ask his chauffeur (Planck) to reply].
In this world we have two kinds of knowledge. One is Planck knowledge, the people who really know. They’ve paid the dues, they have the aptitude. And then we’ve got chauffeur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the talk. They may have a big head of hair, they may have fine temper in the voice, they’ll make a hell of an impression. But in the end, all they have is chauffeur knowledge. I think I’ve just described practically every politic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

And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e problem in your life of gett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people with the Planck knowledge [and away from the people with the chauffeur knowledge]. And there are huge forces working against you. My generation has failed you a bit…..but you wouldn’t like it to be too easy now would you?

Another thing that I found is that an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is indispensable if you’re really going to excel in it. I could force myself to be fairly good in a lot of things but I couldn’t be really good at anything where I didn’t have an intense interest. So to some exten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ollow me. If at all feasible, drift into something where you have an intense interest.

Another thing you have to do, of course, is to have a lot of assiduity. I like that word because it means: sit down on your ass until you do it. Two partners that I chose for one little phase in my life had the following rule when they created a design, build, construction team. They sat down and said, two-man partnership, divide everything equally, here’s the rule: if ever we’re behind in commitments to other people, we will both work 14 hours a day until we’re caught up. Needless to say, that firm didn’t fail. The people died very rich. It’s such a simple idea.

Another thing, of course, is that life will have terrible blows in it, horrible blows, unfair blows. And some people recover and others don’t. And there I think the attitude of Epectitus is the best. He said that every missed chance in life was an opportunity to behave well, every missed chance in life w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and that your duty was not to be submerged in self-pity, but to utilize the terrible blow in constructive fashion. That is a very good idea. You may remember the epitaph which Epectitus left for himself: “Here lies Epectitus, a slave maimed in body, the ultimate in poverty, and the favored of the gods.”

I’ve got a final little idea because I’m all for prudence as well as opportunism. [He talked about his grandfather, Judge Munger, who under spent his income all his life and left his grandmother in comfortable circumstances, which he had to because there were no pensions for federal judges back then. Along the way, he bailed out Charlie’s uncle’s bank back in the ‘30s by taking over 1/3 of his good assets in exchange for bad assets of the bank. He remembered his grandfather’s example in college when he came across] Housman’s poem:

The thoughts of others
Were light and fleeting,
Of lovers’ meeting
Or luck or fame.
Mine were of trouble,
And mine were steady,
So I was ready
When trouble came.

You can say, who wants to go through life anticipating trouble? Well I did. All my life I’ve gone through life anticipating trouble. And here I am, going along in my 84th year and like Epectitus, I’ve had a favored life. It didn’t make me unhappy to anticipate trouble all the time and be ready to perform adequately if trouble came. It didn’t hurt me at all. In fact it helped me.

The last idea I want to give to you…..is that this is not the highest form that a civilization can reach. The highest form a civilization can reach is a seamless web of deserved trust. Not much procedure, just totally reliable people correctly trusting one another. That’s the way an operating room works at the Mayo Clinic. So never forget, when you’re a lawyer, that you may be rewarded for selling this stuff but you don’t have to buy. What you want in your own life is a seamless web of deserved trust. And so if your proposed marriage contract has 47 pages, my suggestion is you not enter.

Well that’s enough for one graduation. I hope these ruminations of an old man are useful to you. In the end I’m like an old valiant for truth and pilgrim’s progress. “My sword I leave to him who can wear it.”

Best of all, you can see the video here. And for those who want to keep a summary of some of the important points, here’s a cheat-sheet.

林园近况 APR-2010

video: http://finance.qq.com/a/20100312/006733.htm

林园语录

看好五粮液

我 现在拿了很多五粮液股票，这次过来看了，发现五粮液的情况比想象的好，准备继续持有。

唱 多茅台

坚决坚定信心，让他们去弄吧，等基金经理都卖完 了，股价可要涨了。

热衷楼市

我在大量购房，刚从重庆过来，在重庆就买了几十套

房子，下午去成都，准备再购置几十套房产。

“瞧，这不是‘股神’林园吗？”几位参加五粮液（000858，收盘价29.00元）股东大会的投资者发出了惊呼。

4月16日上午9点，宜宾，五粮液年度股东大会现场。

“股神”林园的突然现身，让今年五粮液的股东大会显得特别。半天的会议，除了五粮液集团掌门人王国春和五粮液 股份公司董事长唐桥两大焦点人物，林园成为了“意外”的明星。

一件红衬衣，外面套一件皮夹克，林园显得十分精 神，而他一贯的微笑，也在会场上更显亲和力。

林园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现在买了3只 酒类股：贵州茅台（600519，收盘价147.98元）、五粮液和洋河股份（002304，收盘价136.00元）。

“准备继续持有五粮液”

相比往年，今年的五粮液股东大会显得异常和谐。

半天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不和谐”的声音。虽然在分红议案上，有少数股东投了反对票，但其他议案均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全票表决通过。

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王国春、唐桥与投资者 在互动交流，易方达、嘉实等基金公司人员，以及海通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赵勇等，都向公司提了问，但更多的是着眼于公司的销售等情况。

林园的提问则比较独特，他认为，相比别的酒类公司，公司高管的薪酬明显偏低，希望公司能够提高高管的 收入。

本次股东大会，也全票通过了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的议案。唐桥在会上 称，在2010年年报中，将披露包括他在内的高管新的薪酬。

四川省另一家白酒企业泸州老窖已经实施股权激励，五粮液方面却迟迟不见动静，投资者也希望公司在股权激励方面有所突 破。

不过，据一位参与了下午唐桥等高管与机构投资者交流会的人士表示，短期推出股权 激励的可能性很小，但宜宾市政府可能会选择给五粮液高管提高现金奖励。

股东大会结束 后，五粮液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赠1500万元救灾物资，由40辆车运输，运送到灾区。

一 位参与股东大会的研究员称，五粮液的股价在近期涨得好，股东都很开心。他认为，经过一系列整改，五粮液的基本面大幅改善，未来仍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另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他们现在拿了很多五粮液股票，这次过来看了，发现五粮液的情况比想象的 好，准备继续持有。

“更看好贵州茅台股票”

会议间歇，林园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包括众多研究员、中小投资者在内的投资人，纷纷向林园请教投资心得，索要联系方式，不少人还主动要求与林园合影留念。林园也是来者不 拒，招牌式的微笑让他赢得了不少人气。

林园开始大谈投资心得。

“更看好茅台股票。”林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一谈到贵州茅台，林园显得非常激动。“不准卖 （贵州茅台股票）了。”他要求几位他的“粉丝”把茅台股票 “拿好”，“我刚好给北京茅台酒的总经销赵总打了电话，赵总说现在茅台根本拿不到货。”

茅台货紧，很多人想支付预付款来订货。但根据林园对经销商的了解，预付款和经销商根本没关系，他们是按计划 来的。茅台给他们开的票，都开的是今年1月份，而去年12月没开。

“我一直没打电 话，今天想起来了，给赵总打了电话。”林园笑称，看来是茅台搞的“鬼”。

“坚决坚定信 心，让他们去弄吧，等基金经理都卖完了，股价可要涨了。我觉得茅台好，同样去买酒，你比比就知道了。”林园对茅台非常有信心。

林园还和几位持有茅台股票的投资者打赌，称今年贵州茅台的股价可能大幅上涨，他预计能到三四百元。

谈到全国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对酒类行业的影响，林园再度给出了不同见解：“酒后驾驶我们不管，没影响，该喝还 要喝。”

虽然高调唱多茅台，但是作为五粮液股东，林园还是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投了赞成 票。

在成渝两地大肆买房

“我不急，就睡觉呗。”被问及操作策略，林园仍然这样回答。

被称为股神的林园，在上一轮牛市中出尽风头，他持有的贵州茅台、五粮液、云南白药等公司的股票，给他带来了丰厚利润，江湖传闻林园的资产高达数亿元。

不过，随着2008年熊市的来临，林园的资产也出现了严重缩水，像他在华润深国投信托平台发行的 3期私募信托产品中，有两期都处于亏损中。

而近期，贵州茅台股价大跌，再度让这位股 神受到了考验。

不过，林园的身家的确惊人，据称，仅五粮液的持股量就超过了100万 股，贵州茅台上的持股量更多。

林园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对贵州茅台股价下跌根本不急，准备继续买进，而近期，他主要是投资房地产市场。

“我在大量购房，刚从重庆过来，在重庆的时候就买了几十套房子，都是恒 大地产的，下午我去成都，准备再购置几十套房产，只买恒大地产的。”

开完股东大会，林园下午就赶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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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磨得有些发花,油印已然不清的香山登山月票,“股神”林园指着它向《华夏时报》记者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每天爬爬香山,逛逛公园,悠闲得 很……”

　　曾经叱咤风云,在资本市场写下从8000元到4亿元的财富传奇;曾经饱受争议,因家财资本从20亿到10亿的折戟巨损。经历风 风雨雨的林园“沉默”了不少,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9年的现在,熬过熊市的漫漫迷途,又望着市场的渐渐回暖,隐秘两年的林园将一切“轻描淡写”: “我没有任何改变!所有经历只是让我更加坚持,坚持我一直信奉的投资策略。”

　　每天晨起,看看新闻,再睡个回笼觉。林园说,他只恨现在时 间过得太快。

　　之后,是在公园“暴走”两万步,爬香山,上上下下八千米。林园说,现在觉得身体最重要。

　　闲时看看电视, 跟朋友们聚聚,“现在很少买股票,基本不买,那么刻苦会老得很快的。”林园十指一扣,悠闲地坐在北京中信建投证券某大户室的大座椅里,目光漫无目的地落在 窗外,他轻叹:“这地方我都不怎么来了。”

　　“股票也还是那么几只,茅台、五粮液、招商银行……我也一直没动过,每年有不少 的派息,我也花不了多少,一个月六七万,至多也不过10万,其余的收益派送当天就买回那只股票了。”林园说,他暂时没有发现比之前重仓的股票更具投资价值 的个股,“仓是满得很呐。”

　　“我没有变低调”

　　1989年入市,林园东拼西凑才有 初始资金8000元;第一只股票是深发展,数月之间赚得12万;1990－1992年,大量收购深锦兴、琼民源等原始股,这些股票上市之后暴涨十几 倍;1993－1994年,上证指数从 300多点谷底反复攀升,林园以1000万元入市,购得深发展和四川长虹这两只在1995－1998三年 内上涨幅度达9倍的优质股。

　　而“5·19”暴涨行情之后,林园却开始“撤退”,上证指数攀上2100点,他已完全清仓。2003年股市 深陷困顿熊市,林园毅然杀回,低位重仓让他在2006年牛市之初股票市值达4亿元。在2007年业绩巅峰,由林园助手撰写的《中国股神林园炒股秘籍》横空 出世,该书的封面宣称林园其时身家已达20亿元。

　　确实,被林园奉为投资要领的“抓龙头、做绩优股、做价值投资”让他“收益匪浅”,但在 之后一年多的大熊市中,“中国股神”光环渐渐消退,原因在于,顶着“林园”大名,由其亲身管理的私募基金,缩水大半。

　 　在财富缩水的同时,林园也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似乎从“高调”一下子转为“低调”。

　　“这两年我也没有变低调,没有回避媒体。”林园拿 着自己的MOTO,说他自打有了手机开始从来没有换过号码,即便早已从南国深圳转战到了首都北京,“手机24小时开机,谁要打谁打,任何人都能找到我。”

　 　牛熊市跌宕起伏的股指变化在林园看来是“正常而已”,他将一切轻描淡写:“我没有任何改变!所有经历只是让我更加坚持,坚持我一直信奉的投资策略。”

　 　“投资亚都是个错误”

　　对于一向精心寻觅优质蓝筹的林园来说,犯错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但他坦承 “投资亚都”确实是自己的失意一笔。

　　“2006年的时候经朋友推荐,我投资了亚都。”林园谈起这次投资经历有点“说笑”的感觉,“那时 是亚都增资扩股,去过一次就投了,没有经过缜密的调研。”

　　也许是林园眼光有点高,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亚都”这个还未上市的名牌,在北 京这些公司中资质尚属“可以”。

　　创立于1987年,北京亚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空气品质（IAQ）领域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企业之 一。2006年9月,亚都公司完成海外融资,成为中外合资民营股份制企业——北京亚都室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亚都总资产7亿多元,拥有员工2000 多人。亚都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并远销几十个国家,是室内空气品质行业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型企业。

　　“我是公司的第三 大股东,股本占比在10%左右。”林园说,当时投资亚都是看中其行业龙头的地位,也是看好亚都80%的行业占比,“但80%却不是垄断,没有垄断地位就还 会受竞争冲击,没有定价权。”

　　“也不亏损,每年4000万左右的总营收,感觉紧巴巴的。”林园承认亚都这个企业还是不错,“飞利浦一直 要买亚都这个行业龙头,但投资这个不符合垄断特性的企业确实是我的错误。”

　　“十年之后我更有钱”

　 　如今的闲逸生活却不代表林园“抽身”投资界,拿着几只重仓股,他说自己是“看似不投资,实际在投资,我现在做的是更好的投资”。

　　“至 今我还是觉得,财富保值比选股更难,守的比重占了99.9999%,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敢说我一定做得到。”林园仍在贯彻“价值投资”,尽管他坦言,自己对 于巴 菲特根本就不感冒,“说的简单鲜明,垄断这个标准就是我的投资经验,我拿着中国最赚 钱的公司,绕圈圈绕半天,投资的人最终不都是要赢利嘛。”

　　只是提起一些质疑,看似散漫的林园也会正襟危坐:“我的信托基金的资本绝大部 分是我自己的,只有少量是身边关系极好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让谁谁谁去买哪只股票,从来都没有!这个我绝对敢拍胸脯保证!”

　　“市场的波动 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投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公司的经营状况、股票价值的高低。”林园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他2007年死守大跌的注脚,“2007年高峰的茅台 PE也在49－50倍,这与2002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坚持持有。”

　　财富积累是阶段性的,林园现阶段将“健康”奉为至上, 却也不忘给自己设定人生目标。

　　“我敢肯定的是,十年后的我肯定比现在有钱!”说这话的林园底气相当足,他给自己定下铁的纪律——十年都 不会有动作,“不求什么,为了守值。”

　　在林园看来,除了自己重仓的那几只股票已经没有能入他“法眼”的,而即便日后这些股票市值再创新 高,林园也不会拿去卖掉。

　　“我计算了一下,加上我往后十年能取得的分红收益,正好等于我现在的市值。”对于这笔账目,林园说他明明白 白,“股市本钱能够赚回来就可以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保本,2019年的我,至少比现在有钱。”

　　人物志

　 　林园,深圳钱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1963年生于陕西汉中的南郑县,现居北京。学医出身,林园1989年以8000元入市,十几年摸爬滚打,至 2006年林园身价达4亿,被各界追捧为“股神”。2007年,林园出书宣告其身价达20亿元,但2008年大熊市让一切急转直下,林园发布的私募缩水大 半,其本人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国寿买入万科12.12, 深发展22, 招行15.11

国寿买入
万科000002: 12.12
600036招行：15.11
深发展A：22

Basically, It's Over - Charles Munger

Basically, It's Over

A parable about how one nation came to financial ruin.

By Charles Munger

In the early 1700s, Europeans discovered in the Pacific Ocean a large, unpopulated island with a temperate climate, rich in all nature's bounty except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Reflecting its lack of civilization, they named this island "Basicland."

The Europeans rapidly repopulated Basicland, creating a new nation. They installed a system of government like that of the early United States. There was much encouragement of trade, and no internal tariff or other impediment to such trade. Property rights were greatly respected and strongly enforced. The banking system was simple. It adapted to a national ethos that sought to provide a sound currency, efficient trade, and ample loans for credit-worthy businesses while strongly discouraging loans to the incompetent or for ordinary daily purchases.

Moreover, almost no debt was used to purchase or carry securities or other investments, including real estate and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The one exception was the widespread presence of secured, high-down-payment, fully amortizing, fixed-rate loans on sound houses, other real estate, vehicles, and appliances, to be used by industrious persons who lived within their means. Speculation in Basicland's security and commodity markets was always rigorously discouraged and remained small. There was no trading in options on securities or in derivatives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commodity contracts cleared through responsible exchanges under laws that greatly limited use of financial leverage.

In its first 150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Basicland spent no more than 7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providing its citizens with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fire protection, water, sewage and garbage removal, some education, defense forces, courts, and immigration control. A strong family-oriented culture emphasizing duty to relatives, plus considerable private charity, provided the only social safety net.

The tax system was also simple. In the early years, governmental revenues came almost entirely from import duties, and taxes received match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There was never much debt outstanding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bonds.

As Adam Smith would have expected, GDP per person grew steadily. Indeed, in the modern area it grew in real terms at 3 percent per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until Basicland led the world in GDP per person. As this happened, taxes on sales, income, property, and payrolls were introduced. Eventually total taxes, matched by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mounted to 35 percent of GDP. The revenue from increased taxes was spent on more government-run education and a substantial government-run social safety net, including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s.

A regular increase in such tax-financed government spending, under systems hard to "game" by the unworthy, was considered a moral imperative—a sort of egality-promoting national dividend—so long as growth of such spending was kept well below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ountry's GDP per person.

Basicland also sought to avoid trouble through a policy that kept imports and exports in near balance, with each amounting to about 25 percent of GDP. Some citizens were initially nervous because 60 percent of imports consisted of absolutely essential coal and oil. But, as the years rolled by with no terrible consequences from this dependency, such worry melted away.

Basicland was exceptionally creditworthy, with no significant deficit ever allowed.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large "off-book" promises to provide future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s appeared unlikely to cause problems, given Basicland's steady 3 percent growth in GDP per person and restraint in making unfunded promises. Basicland seemed to have a system that would long assure its felicity and long induce other nations to follow its example—thus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all humanity.

But even a country as cautious, sound, and generous as Basicland could come to ruin if it failed to address the dangers that can be caused by the ordinary accidents of life. These dangers were significant by 2012, when the extreme prosperity of Basicland had created a peculiar outcome: As their affluence and leisure time grew, Basicland's citizens more and more whiled away their time in the excitement of casino gambling. Most casino revenue now came from bets on security prices under a system used in the 1920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lled "the bucket shop system."

The winnings of the casinos eventually amounted to 25 percent of Basicland's GDP, while 22 percent of all employee earnings in Basicland were paid to persons employed by the casinos (many of whom were engineers needed elsewhere). So much time was spent at casinos that it amounted to an average of five hours per day for every citizen of Basicland, including newborn babies and the comatose elderly. Many of the gamblers were highly talented engineers attracted partly by casino poker but mostly by bets available in the bucket shop systems, with the bets now called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ny people, particularly foreigners with savings to invest, regarded this situation as disgraceful. After all, they reasoned, it was just common sense for lenders to avoid gambling addicts. As a result, almost all foreigners avoided holding Basicland's currency or owning its bonds. They feared big trouble if the gambling-addicted citizens of Basicland were suddenly faced with hardship.

And then came the twin shocks. Hydrocarbon prices rose to new highs. And in Basicland's export markets there was a dramatic increase in low-cost competitio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was soon obvious that the same exports that had formerly amounted to 25 percent of Basicland's GDP would now only amount to 10 percent. Meanwhile, hydrocarbon imports would amount to 30 percent of GDP, instead of 15 percent. Suddenly Basicland had to come up with 30 percent of its GDP every year, in foreign currency, to pay its creditors.

How was Basicland to adjust to this brutal new reality? This problem so stumped Basicland's politicians that they asked for advice from Benfranklin Leekwanyou Vokker, an old man who was considered so virtuous and wise that he was often called the "Good Father." Such consultations were rare. Politicians usually ignored the Good Father because he made no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mong the suggestions of the Good Father were the following. First, he suggested that Basicland change its laws. It should strongly discourage casino gambling, partly through a complete ban on the trading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it should encourage former casino employees—and former casino patrons—to produce and sell items that foreigners were willing to buy. Second, as this change was sure to be painful, he suggested that Basicland's citizens cheerfully embrace their fate. After all, he observed, a man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 is willing to quit smoking and undergo surgery because it is likely to prolong his life.

The views of the Good Father drew some approval, mostly from people who admired the fiscal virtue of the Romans during the Punic Wars. But others, including many of Basicland's prominent economists, had strong objections. These economists had intense faith that any outcome at all in a free market—even wild growth in casino gambling—is constructive. Indeed, these economists were so committed to their basic faith that they looked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Basicland would expand real securities trading, as a percentage of securities outstanding, by a factor of 100, so that it could match the speculation level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before onslaugh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that began in 2008.

The strong faith of these Basicland economists in the beneficence of hypergambling in both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stemmed from their utter rejection of the ideas of the great and long-dead economist who had known the most about hyperspeculation, John Maynard Keynes. Keynes had famously said, "When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s the byproduct of the operations of a casino, the job is likely to be ill done." It was easy for these economists to dismiss such a sentence because securities had been so long associated with respectable wealth,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seemed so similar to securities.

Basicland's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ers were hostile to change. Like the objecting economists, the bankers wanted change exactly opposite to change wanted by the Good Father. Such bankers provided constructive services to Basicland. But they had only moderate earnings, which they deeply resented because Basicland's casinos—which provided no such constructive services—reported immoderate earnings from their bucket-shop systems. Moreover, foreign investment bankers had also reported immoderate earnings after building their own bucket-shop systems—and carefully obscuring this fact with ingenious twaddle, including claims that rational risk-management systems were in place, supervised by perfect regulators. Naturally, the ambitious Basicland bankers desired to prosper like the foreign bankers. And so they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Good Father lacked any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 and eternal causes of human progress that the bankers were trying to serve by creating more bucket shops in Basicland.

Of course, the most effe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change came from the gambling casinos themselves. This was not surprising, as at least one casino was located in each legislative district. The casinos resented being compared with cancer when they saw themselves as part of a long-established industry that provided harmless pleasure while improving the thinking skills of its customers.

As it worked out, the politicians ignored the Good Father one more time, and the Basicland banks were allowed to open bucket shops and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and carry of real securities with extreme financial leverage. A couple of economic messes followed, during which every constituency tried to avoid hardship by deflecting it to others. Much counterproductive governmental action was taken, and the country's credit was reduced to tatters. Basicland is now under new management, using a new governmental system. It also has a new nickname: Sorrowland.

段永平做客新浪06JULY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60707/09482713535.shtml

 

2006年7月7日(周五)上午9点，段永平接受新浪财经的在线访谈，同各位网友分享他的投资智慧和精彩人生。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连线了步步高的创始人段永平先生。段总的成名作应该是做小霸王学习机，随后在步步高VCD等上的成功，让世人见证了一个创业家的诞生。近来让大家非常关注的是段总花了62万美元同美国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  
甚至有人说段永平才是中国的首富。接下来各位网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同段总进行交流。网友除了通过电脑参与，还可以通过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的全过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3g.sina.com.cn。

　　下面请段总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

　　段永平 ： 各位网友好，我叫段永平，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有机会跟巴菲特一起是无价的

　　主持人 ： 段总，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巴菲特，那就先从这个很轻松的话题开始吧。首先我想恭喜一下段总，能够实现跟股神一起共进午餐。我有一个问题是，你有这个想法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实现这个愿望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段永平 ： 真正有这个想法应该是很久以前，当时知道他在拍卖，每年拍一次，因为是募捐。三、四年前，准确讲应该是在三年前左右的时候。

　　主持人 ： 有没有想到实现这个愿望竟然要花这么多钱呢？

　　段永平 ： 钱我倒没太在意，没有觉得这个钱很贵。因为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应该是无价的，而且又不是他自己收你钱，他只是一个捐赠而已。你要确认一件事情，你要捐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愿意做的一件事，而不是吃一顿饭有多少钱的问题。我做这件事之前还专门考察过这家基金会干的事情，在那儿花了不少时间，见了所有的人。对他们的工作还比较满意，觉得还不错，所以做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价钱的问题，那倒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主要是看你的承受能力，我是代表一家基金会去投的。基金会本身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预算，你要去做这样的慈善，只要在它的预算之内就不是个问题。

　　看价值而不是价格，大幅波动的价格是你的机会

　　主持人 ： 既然想同巴菲特一起共进午餐，我想你一定对巴菲特有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巴菲特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投资大师，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你所理解的巴菲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巴菲特的伟大究竟在何处？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段永平 ： 巴菲特的伟大主要是，他是价值投资者的非常坚决的执行者。而且他投资的理论非常简单，但是简单的东西不等于容易，简单就简单在一定要寻找企业的价值。一般的投资或者是投机者多数都会被投资价格所困扰，在这一点上给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本身是做企业出身的，要比绝大多数人容易了解一个企业的价值。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做过股票市场的投资，以前感觉股票非常投机，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但是看了他的东西以后，他这么一说投资我也能搞懂。这几年时间，确实如此，它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非常坚持地去做，了解一个企业的价值，找到价格严重偏低的企业做投资。

　　主持人 ： 你刚才提到了巴菲特是全球价值投资的坚定捍卫者。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评价巴菲特，巴菲特之所以很成功是因为他对很多非常简单的原则做了非常极至的坚持。比如说他曾经也表示，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支股票十年就不会持有十分钟。但是有一个问题，资本变化太快了，股市又在大幅度变动，身为一个投资者不可能无动于衷。你怎么面对你所投资股票的大幅度波动？

　　段永平 ： 大幅波动是价格，巴菲特厉害的是坚守的是一个企业的价值，一个企业的价值不会大幅度波动。一个企业你如果能够找到价值，大浮波动的价格就是你的机会。巴菲特之所以赚钱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大幅度波动，如果每一个企业的价值和价格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多机会。这个不是巴菲特讲的，马克思就讲过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你在价值判断上下得工夫足够多，巴菲特讲你有足够的安全空间的话就可以做投资了。但是最难的是你要确定企业的价值，这也是一个区间，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最简单的是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但是绝大多数的、广州人投资人一说就说成“投机者”，投机者特别关心投资的价格，但是真正的投资者，就像巴菲特所谓的价值投资者，最关注的是企业的价值，价值不会大幅度上下波动的。

　　投资我能看懂的企业股票

　　主持人 ： 但是你在投资的过程中，比如我们也曾看到巴菲特在传统公司方面投资，由于所投资公司的业绩并不是一直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实际上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的话，价格的缩水必然带来资产价值的缩水，这时也能说因为我现在所投资的资产依然还处于低谷，我就继续持有吗？世人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在高位把它抛出去，而要等到它下跌呢？

　　段永平 ： 第一，巴菲特怎么投资股票我并不关心，因为巴菲特投资股票最简单的原则是，当你买一支股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买它的生意、买它的企业，所以你一定要搞懂你所投资的东西。我投资是我能搞懂的，巴菲特投资是他能搞懂的。最重要的是我要关注我投资的公司是不是我能弄得懂。如果你发现这个企业的基本价值、基本面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卖掉这支股票。巴菲特也不是说从来没有卖过他的股票，他也是会卖的。

　　主持人 ： 还也人认为巴菲特很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个性特点是他有足够的耐心，但是这个耐心似乎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因为很多人都无法静下心来、坚持下来，你怎么理解一个投资人的个性在投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段永平 ： 你说得很对，很少人有耐心。同时也很少人能够在投资方面成功。成功的人都必须是要有耐心的，所谓耐心是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也有个别人不小心赚到钱，跟你去澳门赌场赚到钱没有区别。但是作为投资来说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东西，你不长期坚持，没有耐心就没有机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

　 耐心是一个真正所谓价值投资者一定要具有的，如果你不具有就没有机会。

　　我叫段永平，不叫巴菲特

　　主持人 ： 国内有媒体都把你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你承认这种称号吗？

　　段永平 ： 我不叫巴菲特，我的名字叫段永平。

　　主持人 ： 但有人认为你是中国做价值投资的一个伟大的发现者。

　　段永平 ： NO，NO，这个太过分了。我个人理解，中国也有一些投资者对巴菲特很了解，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昨天还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觉得他们对巴菲特的理解非常好，不亚于我。我做事情一般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其实价值投资也不是巴菲特的发明，他只是一个很坚决的执行者。你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把事情做对这方面大家可能有些差异，能力、了解的范围是不同的。巴菲特没有投资微软，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怎么也看不懂。所以，很多人都说微软没有赚到钱，是不是一个损失，对巴菲特来讲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因为没有在巴菲特上投资，也没有让他亏钱的不熟悉的行业中投资，他投他该投的地方。也有投微软赚了很多钱的，这跟巴菲特没有关系。

　　主持人 ： 有的媒体把你称为“中国的巴菲特”，是因为你在中国IT概念股最低潮的时候大举进入，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网友都在问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谈一些细节，比如你在什么时候、什么价格买的这些股票。他们当时都被美国投资者抛弃，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人弃我取的投资决定？

　　段永平 ： 很重要的是确定企业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当时投资了网易，网易当时手里的现金2块多钱，股票的价钱才8毛。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在未来没有道理会一直亏钱，将来很有可能赚钱。其实当时并没有完全看得出来，现在当然很厉害了，我按当时一块每股买的价钱，后来到每股四块钱，现在每个季度可以赚1块多，当时我没看到，如果当时看到的话，我应该会把公司都买下来，而我只买了5%，说明人的眼光还是有限的。具体的东西很简单，两块多钱的现金，还不算这家公司本身有形和无形的，加上它未来的业务模式，包括人等等，这些东西我认为这家公司有一天是可以成长起来的，当然也有巧合的东西，比如做在线游戏，大家知道我是做游戏出身的，我对游戏这个产业非常了解的，看得懂他做的一些东西。华尔街很多人就看不懂，说游戏哪儿有人玩，我就知道游戏这个东西，以不同的形式大家每天都在玩不同的游戏。因为我在之前做了超过十年以上的游戏产业，我对游戏的理解是比绝大多数其他投资人要更清楚。所以，这是属于我能搞懂的行业，就像巴菲特能够搞懂可口可乐一样，我能搞懂游戏的这个产业，能够知道网易做游戏能够做多大。

　　投资以后我一直拿着网易的股权，因为我觉得企业的进步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其实我也一直都是拿着网易的股权，算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已经有四年多了。

　　主持人 ： 你怎么看待2000年网络股的泡沫期？网络股从一个非常热的时期到一个低谷的转变？你还继续看好中国的IT概念股吗？

　　段永平 ： 我投资企业，并不投资概念，我投资网易，并不是所有的Internet都投的。我正是在泡沫那个年代才关注网络的，网友的意思是大家都在网上，我一直也是一个网友。我很久就在想泡沫的这个年代，大家都说网络是个泡沫，如果是一个网络，大家每天都在用网络，看E—mail、新闻、冲浪，现在网络的用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是依赖于网络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个泡沫呢？一定会有人在这里找到商机，并且能够活下来，并且活得不错。

　　作为投资来讲，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这是谁，不是去投资一个概念。投资概念或者投资一个行业我认为是不对的，你是投资一个行业里的企业，如果网友真的对巴菲特感兴趣，其实可以有机会看看有关巴菲特的书，看了你会相对容易懂一些。

　　主持人 ： 我曾经也认真地读过巴菲特写给股东的那本书，我跟我一些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交流到最后突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巴菲特很难复制，因为他在投资的时候，选择不仅是价值低估的公司，而且选择的是优秀经理人管理的公司。同时他可能因为持股的增加，会介入董事会方面的管理。他实际上是组合性的投资，这对一般投资者来讲是很难做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找到一个价值低估公司的时候，你对公司所拥有的优秀经理人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或者你在买入中国这些网络股的时候，跟他们的高管都非常熟悉吗？怎么判定他们是优秀的经理人？

　　段永平 ： 你刚刚说的很对。巴菲特很难复制这是正确的，巴菲特只有一个。你作为投资人，要做到巴菲特的程度，逻辑上巴菲特做的所有事情你都应该能做到。如果你做不到就不应该做投资。很多人跟我说对他们的投资有什么建议，我说我最大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做，就像你不要去澳门堵钱一样，当然说我想玩一玩，输点钱不在乎，这没有关系。股票市场投资是有统计的，85%到90%的股民是亏钱的。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也如此。

　　你说复制很困难很正确，正是因为难才只有一个巴菲特，要是容易就都成巴菲特了。其实大家的理解都对，你要想真的做一个好的投资者，必须做巴菲特做的类似所有事情，你要真实了解这家公司。你要了解一家公司就要了解它整个方面，包括它现在的产品、未来的产品。产品是由谁来做的呢？就是由人来做的，就必须了解他的人。你光了解这个公司的人本身还不够，还要了解这个行业，还要了解这个公司潜在的竞争对手、未来得竞争对手，还要了解消费者、供应商，整个工业链的所有环节都要了解，你才有可能找到机会，否则就称之为投机。

　　股票市场绝大多数人是在投机的。当然还有一种叫理财，理财是另外一种。理财就像大多数的基金像是在做理财，我说的是美国的状况。中国的理财，我看过一本《基金黑幕》，不知道真实度有多高，黑幕的这种做法就是叫做庄，搞黑的。美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肯定资本市场也有，只不过管理规范度比较高，这种比例相对很小，而且做这种事情的风险会非常大。

　　所以，你去了解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是要很全面、很全面地去了解，而不能从投机的角度去理解。理财就是简单的跟买大盘一样，不是一个具体的股，因为大盘买长期来讲是赚钱的，因为一个企业总是在赚钱，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平均而言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具体某一个企业可能亏损、破产，但是所有的企业，因为社会是在前进，经济是在发展，企业在成长，肯定会赚钱。从理财的角度来讲，你乱买一些股票，如果你的股票管理比较规范，其实最后还是赚钱的，只是赚的钱跟利息去比，而不是像巴菲特这种投资者，所谓的成长空间、获利空间往往是大过利息空间的。

　　我的投资风格跟巴菲特是一模一样的

　　主持人 ： 巴菲特被称为“股神”，但是他在新经济领域的投资其实并不出色。你也信奉价值投资，但是我们知道的非常成功的投资都是IT方面的企业。这样看起来你其实和巴菲特的投资风格还是有差别的，你认为你的投资风格是什么样？

　　段永平 ： 我认为我的投资风格跟巴菲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搞自己懂的企业。巴菲特懂的企业跟他自己的生长环境、理解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所以他搞懂什么就投什么。我也不一定只投IT，我最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投资是投了美国一家公司，这个跟IT一点关系都没有，IT也取代不了它。哪一天我们搬个家，把家往网上一放家就搬了，那这家公司就完蛋了，我就没有机会了，这还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是一个美国的教授，当然也是中国人。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投资的价值，大家都一起去投。

　　我投资的是企业不是行业，我投资跟巴菲特是一样的投法，其实并没有差异。他也是要如何把事情做对，我投的东西可能跟他投的不一样，如果他投什么我就投什么不行，比如他投保险公司，因为我没有办法鉴别哪家保险公司是好的保险公司，哪家保险公司是不好的保险公司，我没有办法鉴别就不能投，这方面他是非常强的，他的投资里头有保险公司占了非常大比例，就是因为他对保险公司特别了解。我可能对游戏特别了解，所以我在游戏行业里就有一点投资。当然有些其它行业，我能够了解、搞清楚，我认为这家公司有足够的投资价值我就投了。其实我根本不太关心巴菲特投了什么股票，因为他投资的东西往往可能是我不懂的。

　　我问巴菲特的是两个问题

　　主持人 ： 巴菲特在《写给股东的信》中有一句话，一只鼓囊囊的钱包是投资的大敌。意思可能是钱越多投资可能越有问题，而你最想问巴菲特的问题是如果你手里有很多钱而没有投资目标怎么办？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巴菲特最有可能怎样回答你？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个预测？

　　段永平 ： 第一，这个问题是被媒体给断章取义了，我的问题是“当你手里有钱却没有好的投资目标；当你现在发现了一个好的目标却没有足够钱的时候，会分别怎么处理”。

　　主持人 ： 是两个问题。

　　段永平 ： 前面那个问题，巴菲特说过，他说我们发现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我现在不是说特别清楚，如果我知道他的答案，我就不需要问他了。我知道他有很好答案的原因是，巴菲特手里长期拿着很多现金，一直可以拿在手里，这个对我来讲就觉得非常难。因为当我们拿到钱的时候，我们总想干点什么，事实上也很难把现金留在手里留足够长的时间，从来没有像他留那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当你手里没有钱，可不可以做融资，做融资就会增加你很大的风险，因为市场是很波动的。本来投资的是价值，但是可能因为市场波动受到价格的影响，因为你用融资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困惑，尤其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投资做得非常大，但经常喜欢用融资，其实我是很反对的。

　　一方面我想知道，我的另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巴菲特可能劝他不要用融资，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劝。

　　主持人 ： 您认为融资风险非常大，在资本市场用融资这个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上会遇到很大问题？

　　段永平 ： 对，因为你从事的是很长期的事业，但是用到融资就变成短期的投机了，一旦价格影响，就会导致你出现巨大的亏损，这样就不合算了。本来找对了目标却用了错误的方法，最后可能赔钱。

　　我对国内股市暂时还不会进行大量投资

　　主持人 ： 我们知道巴菲特的哈撒韦公司是一个公众公司，既拿自己的钱做投资，也拿投资者的钱做投资，而且有一个投资团队，你有没有计划将来发起一个基金？还是说更愿意成为一个个人投资者。

　　段永平 ： 我本身有基金，我有朋友委托我做理财，但是我不想做公众公司，我不想让投资成为我生活的全部，投资只是我的爱好。像巴菲特基本大部分都在公司里头，因为承担的责任太大。这是我眼前的想法，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要花很多时间跟家庭、小孩在一块儿。所以，如果规模太大，我个人的精力承受不了。

　　主持人 ： 很多国际投资者和基金机构都看好中国股市，认为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率比欧美成熟市场更高。而你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会更了解中国，归在中国股市上进行大量投资吗？

　　段永平 ： 我对国内的股市并不是很了解，目前来看还不会大量投资，我在国内做了一些小的投资，当然因为我了解也不够。前一段时间媒体跟我聊的时候，问我在国内有没有投，我说有投，投了一支万科，就变成了“段永平只买了万科”，里面是这么讲，但是标题上意思是说别的股票不能买，这个不对。而且我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因为我现在主要生活在那边（美国）。

　　我将来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是有的。只要有机会，找到合适的目标，我也是可以投，只是国内像A股市场没有像在纳斯达克这么完善，所以得到的资料往往花的精力更多。

　看准价值后，庄家越砸我越买

　　主持人 ： 国内投资中我们发现包括基金也好或者是刚才你说的基金黑幕，还有大量的资金会采取做庄的方式来做投资，这样其实在中国最近十几年发展中我们发现里面的风险非常大，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投资的前景呢？

　　段永平 ： 首先你如果是个价值投资者，没有人做庄也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你是在投他的价值，如果你发现他的价值是确定的，你就可以投。比方你认为他的价值是十块钱、五块钱，价格背离价值的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我记得我投万科的时候有人讲，你在国内这么投，你去买，那庄家会砸你的，我说那我就高兴，庄家砸我，我就买。因为我买万科的时候，现在万科什么价格我不知道，当时买万科的时候比如2、3块钱，我当时对它的评估，这个公司的价值是不应该只有这一点的，应该超过这个数字。至于超多少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评价是至少有一倍。有一倍我就买了，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跟庄家配合，我说第一我不知道谁是庄家，第二我也不会了解它。如果有人愿意砸给我，我只要还有钱就多买，这是很高兴的事情。

　　其次，庄家不会对你有影响，庄家这种现状的存在会对散户有很大影响，如果你不是一个价值投资者。我个人的观点，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是否真的有庄家存在，我只是听说，也没有特别具体的研究过。我看过一些书上这么讲，但是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是认为，庄家这种投法时间长了以后其实也很难赚到钱，因为如果有庄家存在，最后只是庄家跟庄家打而已，如果你是价值投资者，会不在意这种事情，因为价格大家最后会被发现的。

　　主持人 ： 现在很多人都谈你投资方面的成就，但是很少人知道你以前是做实业的，而且做实业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早期做的实业这种经验对你现在的投资或者是将来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非常大的帮助呢？

　　段永平 ： 我个人认为，你要投资跟做一个企业是一样的。对它的帮助非常巨大的地方是，因为我是做企业出身的，有很多做企业的经验，比较容易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企业。如果有一个公司做一些违背企业常理的事情，如果这个企业不讲信用，这个公司就不是一个好公司，这种公司我就不会做长线，不会投资它。

　　所谓资本市场赚钱不会比做企业更快

　　新浪财经：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在资本市场做得非常好的所谓的操盘手，他们有时也会做实业，但是几乎都没有做成功。所以，很多人认为做资本赚钱太快，再去做实业的时候心态会很浮躁，他们更愿意在办公室里搞资本运作，而不愿意查看生产线。我想问您的是，你现在在资本市场也很成功，但是你现在还有企业，你认为你还有非常大的心思来经营好你的企业吗？

　　段永平 ： 所谓资本市场赚钱不会比做企业更快，这是个很简单的统计，你不能用某一个人在资本市场上赚到钱了去跟所有的实业平均比例来计算，这肯定是不对的。就像你去赌场，虽然看见一些人眉飞色舞出来了，一辆大巴上坐50个人，只有1个人赚钱，但是剩下的人都不吭声的，不吭声的只是赔钱，赚钱的人肯定比亏的平均的钱多。股市不是赌场，不会像赌场亏那么多，去赌场肯定是要亏的，不然就不会开赌场。我做投资和做实业不认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公司其实做得也不错，因为我早就已经不在第一线了，我最主要的是在公司里相当于一个顾问，我做事情要看两个大方面：一，做对的事情。二，怎么把事情做对。对我来讲只是要看公司做对的事情，当我发现我们公司有不对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说。同时，如果CEO、在一线的人如果感觉到有疑问，怀疑现在做的是不是对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至于这件事情怎么把它做对？这是个时间的问题，对的事情早晚会做对。当然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要衡量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对，如果没有能力做对，那么你做它本身就是不对的事情。

　　做慈善还要拿着牌子到处举好象很荒唐的事

　　主持人 ： 在可预见的将来，你会把全部的重心都放到投资方面而不是企业方面吗？

　　段永平 ： 我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做慈善，投资是的爱好，我会花一部分精力，但不是主要的精力。我现在做的慈善的东西，不光花我自己赚来的钱，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国内，因为国内的慈善行业并不太好，你去捐钱很多人会找你麻烦，为什么捐给他不捐给我呀？所以有些人也很想做慈善的事情，但是又不愿意自己露面，就会把钱交到我手里帮他花。这也挺好，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住在国内，找我的人相对少一些，大家说就没有那么多麻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将来随着慈善行业大幅度改善以后，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压力了。

　　但同时，慈善基金会如何花这个钱让别人放心呢？我做得好大家放心，大家可能会把钱交给我来花。就像巴菲特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来花的道理是一样的。未来这可能是我主要的工作，除了我自己的家庭以外，我的工作会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

　　主持人 ： 提到慈善，有人认为慈善其实不分国界的，当然也会有人质疑，你为什么不把跟巴菲特吃饭的钱捐到国内来，也有人认为这是段永平私人的事情，不应该去做道德推定。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言论？

　　段永平 ： 巴菲特把钱投给比尔・盖茨基金会，除了认为这个基金会是最高效率的基金会之一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喜欢这个基金会，是因为这个基金会慈善的目的是不分国界、肤色、种族，这是慈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要是把它区分，本身就不那么慈善了。对我来讲，我捐在美国、中国都是一样的，我本人生活在美国，对我来讲并不是外国。中国是我成长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这两边其实都做，而且我在中国做的比在美国做的，至少从目前到未来，我想应该是多得多。每一笔钱不一定直接花在中国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做慈善一般不愿意说，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说了会很尴尬，比如谁有困难，你帮了一点忙到处说“你看他没钱的时候我给他钱了”，好像很滑稽。我记得原来华东水灾，我们在中央台捐了现金，很多人都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捐了钱，还举着一个牌子晃悠。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捐献，让我举个牌子我不去，你邻居有困难，你资助了一下，拿着牌子到处举，好象很荒唐。这次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是拍卖，我没有办法，如果不是拍卖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

　　包括我在国内做的事情，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方说我在9月份以前会帮浙大募捐一笔钱，可能比这几顿饭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正好是校庆，浙大明年就是110年校庆，今年把这个事做了，一方面表示浙大对我的培育之恩，是一种很大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引起其他校友以及关注人士的关注，吸引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个感谢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钱，相比一顿饭钱来讲很多。有人说一顿饭钱很贵，对我来讲不觉得很贵，我是觉得荣幸的，能够以这些钱去跟巴菲特做交易，我相信交易给慈善事业带来的回报，会比我捐助的钱还要多得多。这其实并不真是花在饭钱上，大家经常愿意炒一些非本质的东西，我很遗憾。当然我也很高兴，其实很多人还是很理解的。

　　改正错误无论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

　　网友：巴菲特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投资大师，这次你跟巴菲特共进午餐，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开始的投资做得非常不适当、不好，作为投资大师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开始做投资，发现投资判断是不准备的，你会及时出来吗？

　　段永平 ： 要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做对，是个错误，错误就要尽快改。改正无论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比如你买错一支股票，假设10块钱买的，亏了5块钱，后来你发现这家公司根本不值5块钱。一般人讲等到我赚到10块钱再跑，这是错了。如果你重新判断，这家公司价格远低于10块钱，当亏了5块钱时你要及时跑，当你做错事的时候，改正无论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当你希望它涨一点，这是投机的心态。

　　我肯定不是首富

　　主持人 ：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你才是中国的首富，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资本市场上创造传奇的人，而且改写了中国财富的历史，你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段永平 ： 第一，我肯定不是首富。你看财富胡润榜也好，福布斯榜也好，我不入流，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通过资本市场赚钱，比我多的有的是。像他们做企业，上市了以后，他们自己的市值可能远高于我现在在资本市场赚的钱，我在资本市场上赚的钱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主持人 ： 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您接受我们这样一个在线的访谈。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各位网友也做了非常踊跃的参与，我们也一并表示感谢，也非常欢迎段总在适当的时候，在你方便的时候能够来新浪财经做客。

　　非常感谢你。

　　段永平 ： 谢谢。

　　主持人 ： 再见！

Mr.Duan 段永平

摘自《第一财经》2009-06-30

　　与巴菲特共进过午餐的华人投资家段永平,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在A股经历了暴涨暴跌之后,他对于市场有哪些判断？对投资者又有哪些忠告？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为什么要去竞拍巴菲特的午餐会？从中有哪些收获？
　　段永平:对我来讲,反正要捐钱,捐到他设立的基金会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异。对像我们这种投资规模（的投资者）来说,每年跟他见个面,聊一聊,你会更 关注他的投资理念,琢磨他讲过的这些东西,我想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开始做投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我弄明白了。这非常简单,但实际上简单的东西是很难的。比如,很多人问我股市这么低了,怎么办？这么低了,你 应该买呀。一个东西,以前10块钱你想买,现在5块钱你反而想卖,这个很可笑,对不对？有人说,那我5块钱买,掉到3块钱怎么办,那就再买呀。很多人问我 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别碰股市。因为你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搞懂,你就跑到股市里面,那你就是白送钱。那你干吗要来呢？然后你问我亏了钱怎么办？那你说 你去拉斯维加斯亏了钱怎么办？
　　《第一财经日报》:可是许多的投资者在操作时,都是买涨不买跌。
　　段永平:如果投机的话,你就不应该进股市。你应该去拉斯维加斯,就别抱怨。而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这个东西以前你觉得值10块钱,你5块钱买的,现在 掉到2块钱,你应该高兴,因为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再继续买呀。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那你跑进来干什么,这不是很符合逻辑的东西。这些巴菲特都讲 得非常清楚。比如我知道一个东西值10块钱,但我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到10块钱,有些人就说它马上要涨,马上要跌,个个搞得跟神仙似的。一辈子对一次,错一 次,最后打平。像巴菲特就会说这个值10块钱,我2块钱买的,我总是能赚的。我买了,可能放一年,可能放10年,这个你永远都不知道,就这么简单。
　　人家总是问我,去拍巴菲特的午餐会是赚了,还是亏了。第一,这不是一单生意,我不是想向他请教什么,他也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能够告诉我们的,都已 经在公开场合告诉我们了。我和他在一起吃个饭,就可以对他的东西更关注,以后可以少犯些错误。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
　　段永平: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所投股票的价值所在。如 果你不清楚这只股票的价值是多少,你就不能碰。如果你明白它的价值,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我们很多人投资都是道听途说,自以为得到些内部消息,就把钱投 进去了。平时我们买个自行车,还要摸摸看看它的性能和各方面情况,可是那么多钱投资到股市,光听别人说,就胡乱跟风,这是很荒唐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评价目前国内A股的情况？
　　段永平:在A股6000点的时候,我劝很多朋友卖掉,可是很多人不卖。有的人卖了,可是在4500点的时候又进去了。A股现在也不见得是到了最低点, 现在是回归基本面的感觉。在A股价格高得离谱的时候,大家都买。现在价格特别便宜,反而不买了,这比较奇怪。巴菲特投资绝不会这样,作为价值投资者,他很 开心。价值投资者和华尔街的交易员不一样,可以等,价值10块钱的东西早晚会升上去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投资时觉得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段永平:满仓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空仓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后来研究巴菲特,发现巴菲特也说过,最难的时候,是手上有很多钱,但是没有可投 的项目。实际上巴菲特长期都处于这样的状态,没有发现可投的项目,就等待。这是做投资最困难的时候！

段永平股票投资增长率超巴菲特!
　　
　　美国投资界叫他“Mr.Duan”，他自称是一个“独立投资者”。除了在家办公，他在美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早已习惯了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生活。
　　
　　　　这是那个曾经叱咤中国商界的“标王”段永平吗？
　　
　　　　四年前，段永平移居美国，从经营步步高的轨道上脱身而出、令企业平稳过渡、接着又在投资与慈善领域里初试身手，这一系列尝试却让他把大多数中国 “同行”抛在了后面，也在点滴重塑着中国新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形象。
　　
　在一退一进之间，段永平更新了自己的人生设计。
　　　脱轨者
　　
　　　　这是美国加州1月份寻常的天气：一面是遍地的干枯落叶，一面那些终年常青的植物依然顶着满树浓郁的绿，金黄的阳光不加吝惜地铺洒下来，空气清澈、 略带寒冽。
　　
　　　　这是硅谷地区一处寻常的公司所在：像中国普通的高科技园区一样，一幢幢平房或小楼掩映在一道道矮草丛后面，楼房外标示着每家公司的 Logo，OPPO——那四个圆溜溜的字母——是其中之一。
　　
　　　　他也很寻常，在这里，身材不高、略微发福的他是一个在加州四处可见的寻常中国人。段永平，戴着一副颇具气势的大墨镜，驱车赶到OPPO公司，匆匆 推门而入，在OPPO公司一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的、略显简陋与杂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企业家》专访(关于地点，段最初的建议很美国化——“找家星巴 克”)。
　　
　　　　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前，段永平即凭着打造出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拍下央视“标王”等经历而早早名扬中国商界。而现在的他，也不过45岁， 似乎正值一个企业家黄金年代的开端。
　　
　　　　但“江湖”已远。段目前最主要的社会身份是在美做一个“独立投资者”。他说，这个小办公间是他为了接受采访临时“借来”的，穿这么一身也是为了特 意配合摄影。说着，他不太自在地拧着领带结扭了扭脖子。作为“独立投资者”，目前除了在家办公，他在外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早习惯了不穿西装不系领带的 生活。
　　
　　　　也许在广东东莞，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还为他保留着董事长办公室，但即便如此，那更像是已被段永平搁在身后、搁在大洋彼岸的一个符号与象征：毕竟， 这里与那里，隔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毕竟，段称他现在只是每年回去两三趟开开董事会，偶尔打打电话，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一手创立的步步高的日常运营。
　　
　　　　同样，他也不插手OPPO的经营。在段永平的解释里，OPPO是个和步步高截然两分、独立注册的两家公司、两个品牌，却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关 系，两家公司在股东关系与中国市场的营销上，是高度重合的。
　　
　　　　在美国，段永平是少数中国新移民的一员：他们正当盛年，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大搞市场经济后新兴的、成功的弄潮儿。他们既全然摆脱了遥远历史 里那些从落后贫穷中国远渡来美的、不通英文的老移民形象，也不是在美求学后就势留下、白手起家的学生一族。和他们同时进入美国的，还有他们从前在中国创造 并拥有的大笔财富。他们受过的良好教育、更重要的是不安分的企业家精神、既往的商业经验(尽管也许放在这个资本主义巅峰国度来看是有限的、中国本土化 的)，有可能使他们既有的财富在美国继续增值。而比在美国赚钱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还逐渐加入到美国的慈善大军里，散财之道，渐趋自如。要知道，做多大规模 的慈善、做什么样的慈善，也许是作为一个富人在美国是否最终主流化、能否得到普遍尊敬的重要标志。
　　
　　　　美国媒体上曾有观点认为，印度移民作为一个群体在美国达到的成就、拥有的影响、主流化程度是亚洲移民中的典范，中国在美移民历史虽长、数量虽众， 长期以来却新意欠奉。那么，在最近二三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向世界各地输出的“移居人口”——他们的形象、在当地的影响，会不会也在渐渐变迁？就像自 小移民美国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士骏是令华人世界感到骄傲与亲切的符号，中国大陆移民形象也有可能被像段永平这样、已然拥有财 富、自信与阳光气质的新兴商人或其他专业人士点滴重塑。
　　
　　　　当然，段永平们对美国(移民)社会的改变还在潜流之中，甚至要隔代才能体现，而2006年年中，段永平代表他的家庭慈善基金在eBay上以 62.01万美元拍下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机会的消息传回中国后，却直接冲撞着中国社会、商界、慈善界的某些观念。
　　
　　　　这顿饭是巴菲特近几年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个义拍，竞拍成功者为这顿饭掏的“饭票”将捐给旧金山一个慈善机构。“有些人说你这顿饭钱怎么不捐在中国， 而捐到外国——谁说这对于我来讲是外国？我在这里生活，我住的地方离我捐的机构开车只要几十分钟，这怎么能叫外国呢？再说难听一点，我捐哪儿这事儿关你什 么事啊？!”段说。他将在今年5月携夫人及几个朋友赴纽约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巴菲特的“耳提面命”，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的股东，他前两年就去奥哈马参加过哈撒韦的股东大会。
　　
　　　　“又有很多人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划不划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和这人谈不下去了。我又不是把跟巴菲特吃饭这事当成生意。我就是想给他老人家捧个场， 告诉世人他的东西确实有价值。他不是缺这个钱，我也不是为了吃这顿饭，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我为了去他那儿讨一个秘方、锦囊妙计，哪天掏出来一看，就能发大 财。这都是胡扯。我就是觉得好玩。Just for fun.”
　　
　　　　62万美元，和世界第二富人的一顿饭，Just for fun?!这话搁在灿烂的加州阳光下、for fun者众的美国讲甚合时宜，可如转换语境，一放到中国互联网上，无疑是给国内互联网上那些焦躁愤怒、批评咒骂的人们心头火上浇油。可是段永平一副泰然自 若的派头，压根没打算去迎合或者安抚什么社会情绪，他甚至会举出“我好多年前就(花钱)跟老虎伍兹打球”的例子来说明他自掏腰包跟巴菲特吃饭不过是他一贯 的作派。
　　
　　　　如果说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无形中确实存在一个预设的轨道的话，段永平常常会是那个突然脱离轨道、自行另铺一条的人。从他1995年突然辞职离开小霸 王另创步步高，到他2002年淡出做得好好的步步高跑到美国来只是因为简单的理由：为了跟妻子、小孩团聚，段永平自陈每个决定都是出于他的本份与本心，并 不在乎大多数人是不是也在这么做、也会这么做。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他后来的投资。段对《中国企业家》说：“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家公 司)，满意不满意，真正的投资者是不在乎、绝对目中无人的，他眼里盯的就是这家企业，不看周围有没有人买。”
　　
　　　　应该说，段永平认定“自我感受”、“快乐”是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并不是美国给他启的蒙，尽管美国的环境也许强化了他这个观念。在移居美国之 前，在很多场合，段都说过类似的话：“有些外在的东西是外人对你的评价，但你自己是不是感到很快乐？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快乐人生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见过 太多的例子，很多人是因为有了钱以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因为钱而不快乐是很愚蠢的。”不同的是，他那时还没有突然会从中文里蹦出句 “Just for fun”等英语的口语习惯。
　　
　　　　而真正有意思的是，放弃了在国内商界的奋斗也放弃了在国内的荣耀与影响力去“追求个人快乐生活”的段永平，几年之后，所做的事情，无论是投资，还 是慈善，竟又成为国内媒体界与商界乐于追逐、探讨的题材：他从实业经营转向投资，怎么能做到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他判断公司、决定投资与否的标准在哪里？慈 善与他的投资如何关联？他做慈善的工具与方式又是什么？
　　
　　　　当年，段永平那句“敢为天下后”的经营理念曾在中国商界广为流传，直到今天，段永平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相对保守与悲观——比如他个人对中国企业 大胆出手、搞国际化收购这样的具有先锋性质的试验避之惟恐不及；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从经营步步高的轨道上脱身而出、令企业平稳过渡，接着又在投资与慈善领 域里初试身手，这一系列尝试却让他把大多数中国“同行”抛在了后面。
　　
　　　　独立投资者Mr. Duan
　　
　　　　最近一两年来，在美国某些投资论坛、特别是华人投资者集中的论坛上，有一个名字、或者莫如说是一个ID会被论坛上的人偶尔提及：Mr. Duan，或者Fastisslow。有人会分析Mr. Duan的投资个案；有人则问：嗨，Fastisslow，请问你对最近网易的表现如何看啊？
　　
　　　　如你所知，Mr. Duan和Fastisslow就是段永平(特别是后者，Fastisslow的ID随着段永平用它来拍下与巴菲特的午餐已变得地球人都知道了)。凭着对 网易(NTES)众所周知的成功投资，以及在中国实业界享有的声名、比一般投资者更丰富的企业经验，Mr. Duan在美国一部分个人投资者中颇有名气，有时甚至有几分神秘。
　　
　　　　不过，段早两年前可能还会在雅虎财经留言板或者某个论坛上露露脸，现在他已不怎么再到网上去回复、参与讨论了。段自己解释说，以前主要是为了练英 语，现在回头再看原来的一些发言，很多都是写的错话，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他应该感谢互联网。通过网络、BBS，初来美国的段永平结交了几个有相近投 资理念的朋友，有的后来还在现实中见了面，段承认，“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他的确是全球追随巴菲特投资哲学浩荡队伍中的新兵。段永平接触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至今不过六年历史，而且他描述自己选择与投资企业的手法也相当简 单。
　　
　　　　从1989年到2000年，段永平始终埋首于实业，相继打造出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品牌，对股票市场从来没有碰过。“没有工夫去研究，也没有什么兴 趣，觉得投机气氛比较浓。”2001年，段永平的美国绿卡突然被批下来这件事对他的生活与事业是一个强烈的转折暗示。“绿卡是2000年我太太帮我在美国 申请的，我以前以为拿到这个东西需要很多很多年，没想到半年就批下来了。其实我也没有很好的准备。但怎么办呢？批下来了又不能不来，因为在和太太结婚前我 就答应过你要嫁我我就去美国，否则人家也不嫁我。不可能让太太在美国，我在中国，那还要这个家干什么？”段永平的妻子是他上世纪80年代末在人民大学读研 究生时认识的校友，1993年到美国摄影界闯荡，2000年时在美已稳定下来并颇有成就。于是在心理缺乏准备的情况下，2001年年中，段永平拿着绿卡到 美国初次“落地”。
　　
　　　　“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将来要在这里生活的话，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也不能整天在家里呆着。”他想到了投资。但是一开始他很迷惘，对投资这个“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的东西摸不着头绪，不知道那些操盘手成天在忙什么。他看了一些讲投资的书，里面讲K线图分析，讲涨跌概率，讲如何测市，看不懂。这时他看到一 本巴菲特谈投资的书，里面说，“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就等于在买这家公司，买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你看得懂的、被市场低估的公司”，懂了。他觉得这就 是在讲他当年为什么会自掏腰包投资步步高的道理，仅仅因为他相信这将成为一家不错的公司——步步高创立时，他个人在里面占了70%多的股份。“我投资任何 一家企业应该跟我当年投步步高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从前做步步高投资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做经营。”
　　
　　　　他说，“其实在看巴菲特之前，这些理念本来就在我脑子里，只是一看巴菲特也这么想这么做，而且靠这个做成了世界第二富人，我有了信心。不然不一定 下得了手。你能理解吧？人们做一件事往往需要别人的肯定。”
　　
　　　　那时，段永平已在琢磨着能否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废墟”里淘金。因为他相信互联网本身并不是泡沫，“这个东西我们天天在用，怎么会是泡沫呢？” 他刻意跟新浪、搜狐、网易、联众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接触，了解情况(有趣的一个细节是，有一次，时任新浪CEO的王志东带着茅道林、汪延、曹国伟——后来 证明是新浪历史上的四任CEO——跟他一块吃饭)，也试水性质地买过这几家门户的少量股票，但段永平对这些公司的模式与未来还是将信将疑，看不太透。
　　
　　　　这时有一天他秘书接到了网易丁磊电话，丁磊说想找段永平聊一下。关于这件事，丁磊曾经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也提过，2002年网易推出网络游戏《大话 西游2》，营销是块短板，所以他想中国谁的营销做得好，他去请教他总可以吧。于是就翻开通讯录，找到段永平的名片。不过段、丁二人对这件事的时间回忆得不 太一致，在段永平记忆中，这是2001年、他买网易股票之前的事。“丁磊不是来找我买股票的，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他听谁说可能我对企业的理解还有 些意思，所以来找我。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一些问题，我比他大十岁，做的时间比他长，是过来人，教教小兄弟，吃个饭喝个茶，对我来说很简单。”何况段永平也 正好想了解互联网，于是两人很快就见了面。这段时期网易从经营状况(2001年全年亏损2.3亿元人民币)、股票价格(掉至1美元以下)到公司形象(美国 投资人对其提起诉讼，面临摘牌危险)全面处于谷底。一番长谈之后，听丁磊说网易要集中兵力搞研发、做网络游戏，段永平说，“你们的想法很好啊？如果这个公 司像你说的那样，现在这个价格显然是不对嘛!”
　　
　　　　做游戏机出身的段永平知道游戏市场有多大。虽然他无法预测网易做网游一定能挣多少钱，但是“没有道理比我1995年做小霸王时还少。那时我们就做 了差不多以亿元计的营业额”。他去查网易的财报，看到网易每股价格只有8毛美金，却有2块多的现金。他心里动了一下。而对于网易面临的法律风险，“很简 单，付点钱，请几个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与以往已判案例来测算一下这个案子如果网易要赔、要摘牌，概率是多大、要赔多少钱。”拿到律师的评测，段永平心里有谱 了。
　　
　　　　这就是他一举动用两百万美元，在每股1美元以下投资网易的开端。网易股票后来一飞冲天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在2006年3月经过一拆四的股票分割 后，2007年2月份网易的股票价格在20美元左右。而根据2006年11月的SEC文件披露，段永平在网易的个人持股仍有534余万股，占4.21%， 另有1.81%、234多万股放在段永平的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名下。
　　
　　　　另一个较成功的投资例子是Amerco (UHAL)。UHAL是美国一家主作拖车租赁的公司，分店遍布全美各地乃至加拿大，相当有规模。2000年左右，由于这家公司旗下的保险业务进入高风险 的风投领域，给这家公司带来每年1亿多美元的损失；此外它还因扩张过度而负债急升。2003年6月，UHAL进入破产保护。就在此前后，段永平以每股 3.5美元左右的价格吃进UHAL股票。
　　
　　　　段永平坦承，除了网易，包括UHAL在内的其他好几支赚钱的股票都是朋友推荐给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段永平自己没去做功课。“就跟卖产品一样，做 投资也要走访市场。”除了请会计师与律师来分析公司报告，他自己还特意打电话以及跑到UHAL的店里去打听与感受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服务。段的结论是，这家 公司价值被市场严重低估。尽管处在财务困境中，但是UHAL的核心业务仍然清晰，在市场上有稳定的竞争力并且现金流持续充足，只要它断臂求生，退出高风险 的风险投资领域，同时出售部分商业地产，它的财务数字马上能够得到改善。
　　
　　　　事态的发展给足了段永平面子。2004年年初，UHAL解除破产保护，其后股价一路上扬，2006年一度冲升过百元关口，现在(2007年2月) 则稳定在80多美元以上。
　　
　　　　据段说，他买进的UHAL股票现在还持有三分之二。“光这一家公司，没仔细算过，可能就赚了七八千万吧。”
　　
　　　　但是这并不是指他个人赚的钱。事实上，据他说，他个人在这支股票上的投入不多。他指的，是“我们”赚的钱。
　　
　　　　哪个“我们”？段永平承认，在他美国“独立”投资的后面，实际上有团队支撑。步步高下面有一个几十个人的“投资部门”，但是投资用的资金并不是步 步高的(他说步步高只买过一支股票，就是万科)，不过段不肯说资金具体来源，只表示，他手上可动用的投资资金，除了他个人的，一部分来自步步高投资部门， 一部分是他熟识的朋友的账户。
　　
　　　　他掰着手指数了一数，“现在我手上替朋友掌管的帐户数目，有十三四个吧，有大有小。最高峰时还不止这个数。管他们的钱远比管我自己的钱多。别人都 奇怪，我怎么能管住这么账号，记住这么多密码。其实我是很随意的，我不会专门帮他们寻找一支股票，那就累了。我是一看这支股票便宜，忽然想起谁谁谁还有一 个账号在那儿，然后查一查还有多少钱在里面，就把钱买了这支股票，便扔在那儿。好多账号我半年都不进去一次。”
　　
　　　　“我经手的账号还没有亏过，”他说，其中一些账号，“最多时候有七八个，给我时是亏的，现在全部都在慢慢往回赚。”
　　
　　　　有的账号，如果由亏至盈、赚平了，按照相关法律该交所得税了，段就还给人家；最近，一些资金额比较小的账号，他也不太爱管了，他觉得做小账号让他 紧张，小账号可能意味着人家所有的闲钱都放在这里，他怕一旦亏钱对人家的影响太大。
　　
　　　　“我只觉得做这东西好玩，好玩的同时还可以帮到别人。大家在一块儿都开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for fun人家for money。”当然，稍后你可以了解到，这也是段永平筹集善款的重要渠道与手段。
　　
　　　　“所以我有时候说‘我们’‘我们’，‘我们’到底是指谁，我也不知道是指谁，就是我们这帮人。加州、德州、西雅图，甚至国内的朋友，都有。”
　　
　　　　这么来看，Mr. Duan在一定范围内被人关注、讨论，其投资动向成为某种风向标，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段并不认为有所谓的“圈子”存在，只是少数几个朋友有时会在一起交流 一些信息、或者对某支股票的感觉：有可能得到别人确认，也有可能被人家说服劝阻。
　　
　　　　有一次，段跟朋友们说，他买了一支股票，“但你们别跟啊，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做做董事，知道一家美国上市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段的目的达到了，但 是他这笔投资也彻底输掉。一名追踪Mr. Duan投资的投资者在网上总结道，“只有死人才不会犯错”。同样是低谷公司、面临破产绝境的公司，UHAL、网易，段永平投对了；Fresh Choice，投错了。
　　
　　　　Fresh Choice是一家曾挂牌纳斯达克的美国餐饮公司，在其发展的顶峰时期，它在加州、华盛顿州和德州共拥有58家连锁饭馆，尤其在加州有一定市场影响力。 2003年10月，该公司发布公告称，段永平成为该公司七名董事之一。在此前半年时间内，来美国刚定居不久的段永平陆续购入这家公司104万股，成为该上 市公司最大股东，占27%左右。
　　
　　　　段永平入股时，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股价已处颓势，且负有较高的债务。但是段永平注意到在每股1.5美元的股票下面，还有6、7毛钱的现金流。 “我想两年就回本了，这么便宜的事情为什么不干呀。”于是吃进，成为第一股东，并且要求成为董事。但段永平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进去之后，发现语言的障碍使 他根本没有办法和其他董事、管理层顺畅、自如地沟通。“他们有些举动，比如继续扩张、给产品涨价，我做产品这么多年，明知道是错的，是非常愚蠢的快速自 杀，当场即会阵亡，但我也说不上话，完全影响不到董事会的决策，何况有些决策是在我进去之前他们就定好的。”在管理层错误的指挥下，Fresh Choice的营业额急速下跌，短短几个月内，现金流由正变负。公司最终破产、换股东、摘牌。
　　
　　　　段永平承认这是他到美国后一桩典型的失败投资。当然，一百多万美元的损失对他来说尚可承受，“我捐钱都不止捐这个数目”。他说他对这桩投资的期望 本来也不是放在赚钱上，而只是想进入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看看美国公司到底怎么运作的。“算是交的学费。因为我投资的规模都比较大，如果对美国上市公司 完全没有概念那就比较盲目和危险了。”他从这个案子中得到的体会是公司好坏不但跟经营层而且跟董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决策投资的时候得关注董事的背景以及 他们的决策治理风格。此外，“我还赚到的一点就是看到了美国公司破产的运作过程，这一点他们挺让我佩服的。中国公司如果要面临破产一定是‘溃败’，但他们 的破产从头到尾非常有序，也没有影响到正常的经营。”
　　
　　　　进入公司做董事，是段永平参照巴菲特做法的一次尝试，这样可以近距离观察甚至介入公司决策管理中。但是内部人的身份对于灵活买卖股票是个制约， “做董事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段永平对再去出任某家公司董事有所顾忌。“目前为止，我一家公司的董事都没有做，但以后很难 讲。现在有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在请我……有可能吧。”
　　
　　　　“我是这样做投资的”
　　
　　　　步步高的投资小分队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泡在网上玩游戏，玩网易的游戏以及竞争对手的游戏。“中国网民现在流行什么游戏，游戏公司将要推出什么 游戏，游戏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每家公司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是急功近利的还是比较长远的做法，我们的人全知道，能看出每家公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段永平 说。
　　
　　　　段永平自己也玩。他每天花在游戏上的时间至少两个小时。他七八岁的儿子很佩服他爸爸很会玩游戏，一看爸爸在玩，就说“我也要玩”，听到的回答往往 是“爸爸在工作”。段笑着说，我儿子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为什么爸爸玩游戏就是工作，我玩游戏就不是”。
　　
　　　　“但我就是这样做投资的。”
　　
　　　　投机，我也不是没有过，但就是为好玩，just for fun，只是玩玩而已。人家要跟我讨论股票，我都要跟人说清楚，是讨论投机还是投资？是for fun还是for money？如果for fun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买你喜欢的就好了，反正你也不会把房子卖了扛着钱去拉斯维加斯。我曾经在邮轮上用两百块钱玩了三个晚上，赚了两千块钱。如果你作 为投资的故事来讲，三天翻了十倍，这叫什么故事？！但你敢拿几百万这么赌吗？不敢。所以投资是另外的讲法。
　　
　　　　我从头到尾真正投资过的公司最多五六家，卖掉了一些，我持有的公司一般在三家左右。巴菲特的哈撒韦一千多亿美元市值，也才投十来家。我不怕集中， 我不是一般的集中，我是绝对的集中。
　　
　　　　找到被低估的公司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做投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来自马克恩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就是这家企业The Whole Life能够赚的钱折现到今天，价格就是现在市场表现出来的那个过高或者过低的玩意儿。怎么去评估一家企业是否被低估，团队我认为当然是重要的，还要看你 这个公司有没有很好的文化，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沃伦·巴菲特曾经向股东推荐了几本书，有一本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你去看那本 书，你会发现韦尔奇对企业的文化问题是很在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巴菲特对此也很在乎。他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只看财报。只看财报只会看到一个公司的历史。我从 不看财报，至少不读得那么细。但是我找专业人士看，别人看完以后给我一个结论，对我来讲就OK了。但是我在乎利润、成本这些数据里面到底是由哪些东西组成 的，你要知道它真实反映的东西是什么。而且你要把数据连续几个季度甚至几年来看，你跟踪一家公司久了，你就知道他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好多公司看起来赚很 多钱，现金流却一直在减少。那就有危险了。其实这些巴菲特早说过，人们都知道，但是投资的时候就会糊涂。很多人管他们自己叫投资，我却说他们只是for fun，他们很在乎别人满不满意(这家公司)，真正的投资者绝对是“目中无人”的，脑子里盯的就是这个企业，他不看周围有没有人买，他最好希望别人都不 买。同样，如果我做一个上市公司，我也不理(华尔街)他们，我该干吗干吗，股价高低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买公司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鉴别因素就是，这 家公司的行为跟华尔街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的关联度？如果关联度越大，我买他的机会就越低。华尔街没什么错，华尔街永远是对的，它永远代表不同人的想法。但是 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如果自己没了主见，你要听华尔街的，你就乱了。
　　
　　　　我的逻辑就是巴菲特的逻辑，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他熟悉的行业不等于是我熟悉的行业，所以他投的股票不等于是我要投的。去年他投了一家公 司，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懂，果然，他投了以后，那支股票可能涨了50%、60%。人家问我是否着急，我说不着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能赚到的钱。反过来 讲，比如我投网易这样的公司，这也不是他能够赚得到钱。再比如Google，巴菲特也没买。因为他对这个生意不了解，不了解没有赚到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 好后悔的。如果你不了解也敢投，第一你也守不了那么久，80块买的，可能100块、120块也就卖了，其实你也赚不了钱；其次如果你四处这么做，可能早就 亏光了。正因为没有在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和企业身上赚到钱，说明你犯的错误少。我的很多成功的投资，好象行业根本不搭界，但是对我来说是相关的，就是因为我 能够搞懂它，知道管理层是否在胡说八道，企业是否有一个好的机制，竞争对手是否比他强很多，三五年内他会胜出对手的地方在哪里……无非就是这些东西。看懂 了，你就投。比如我也曾赚过松下股票的钱，7块钱买的，涨到20多块卖了，放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是做这行，我做企业的很多理念来自于松下， 我也拜访过他们公司，也知道他们的缺点和优点，觉得这个公司不可能再低于7块了，而20块让我觉得可买可不买、可卖可不卖。所以，你作的投资都是跟你过去 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能搞懂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判断跟市场主流判断没有关系，两者可能有很大的时间差。我判断的是它的未来，而市场是要等企业情况 好了才会把价格体现出来。
　　
　　　　成长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投资的定义在我来讲就是拥有一家公司的部分或者全部，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拥有”。假设某家公司去年每股赚一块，今年 赚两块钱，成长率百分之百，有人说明年可能还会再涨。后年呢？后年不知道。你如果是你自己的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你会买吗？你说只要后面有人买我的股 票，你就会买。这就叫投机。对于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我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办法，我没注意到是否巴菲特也这么讲过，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价格，这家公司如果不是 一个上市公司你还买不买？如果你决定还买，这就叫投资；如果非上市公司你就不买了，这就叫投机。就像我当时买网易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个价格买到(那么多 量)，因为NASDAQ有个规定，一块钱以下的股票超过多少时间就会下市，所以很多人害怕下市，就把股票卖出来。在一块钱以下就卖了。因为他们怕下市。你 知道我为什么不怕呢？这就是我投资的道理。我买它跟它上不上市无关，它价格低于价值我就会买。步步高就没有上过市，但我因此就把公司卖了，这没道理啊，很 荒唐，你说我创立公司后只是因为它不上市就卖了，那我开公司干嘛？
　　
　　　　这些确实是我骨子里的东西。
　　
　　　　但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只投上市公司，因为投上市公司是我去“找”别人，我要非上市公司也投，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嫌烦。我现在不是一个职业的投资 人，我不愿意别人来烦我。

２００６年7月新浪

margin of safety diagest

The first rule is "Don't lose money", The second rule is "never forget the first rule".
I believe that avoiding loss should be the primary goal of every investor. "Don't lose money" means that over several years an investment portforlio should not be exposed to appreciable loss of principal.

It can be hard to concentrate on potential losses while others are greedily reaching for gains.

If you had $1000,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wager it, double or nothing, on a fair coin toss? probably not. Would you risk your entire net worth on such a gamble? Of course not. Would you risk the loss of,say, 30% of your net worth for an equivalent gain? Not many because the loss of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money could impair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while a comparable gain might not improve it commensurately. If you are on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investors who are risk averse, then loss avoidance must be the cornerstone of your investment philosophy.
Targeting investment returns leads investors to focus on upside potential rather than on downside risk.
value investing is the discipline of buying securities when their price has a substanitial discount of their underlying business value and holding them until more of their value is realized. The element of a bargain is the key to the process. buying a dollar for 50 cents.

value investing combines the conservative analysis of underlying value with the requisite discipline and patience to buy only when a sufficient discount from the value is availabl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or value investors is maintaining the required discipline. Being a value investor, usually means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crowd,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opposing the prevailing investment winds. It can be a very lonely undertaking. A value investor may experience poor,even horrendous,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at of other investors of the market as a whole during prolonged periods of market overvaluation. yet over the long run the value approach works so successfully that few, if any, advocates of the philosophy even abandon it.

wait for the perfect pitch, allowing dozens, even hundreds, of pitches to go by, including many at which other batters would swing. They are not influenced by the way others are performing, they are motivated only by their own results. they have infinite patience and are willing to wait until they are thrown a pitch they can handle and undervalue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For a value investor a pitch must not only be in the strike zone, it must be in his "sweet spot." Results will be best when the investor is not pressured to invest prematurely.

巴菲特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这也不是稀罕事。任何人只要在1965年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尔公司一只10,000美元的股票，今天就拥有大约8,000万美元的财富。

巴菲特是怎么做到的？上周六的致股东信中，他向新投资者解释了他的信条：

保持流动性充足。他写道，我们决不会对陌生人的好意产生依赖，我们对自己事务的安排，一定会让我们极有可能面临的任何现金要求在我们的流动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另外，这种流动性还将被我们所投的多家、多样化的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流不断刷新。

大家都抛时我买进。巴菲特写道，在过去两年的混乱中，我们把大量资金用起来；这段时间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极佳时期，因为恐慌气氛是他们的最好朋友……重大机遇难得一见，当天上掉金时，要拿一个大桶而不是顶针去接。

大家都买时我不买。巴菲特写道，那些只在评论家都很乐观时才投资的人，最后都是用极高的代价去买一种没有意义的安慰。从他这句话推导，显然是要有耐心。如果人人都在买进时你做到了按兵不动，那么只有在人人都抛售时你才能买进。

价值，价值，价值。巴菲特写道，投资中最重要的是你为了什么而给一家公司投钱──通过在股市中购买它的一个小部分──以及这家公司在未来一二十年会挣多少。

别被高增长故事愚弄。巴菲特提醒投资者说，他和伯克希尔副董事长芒格(Charlie Munger)不投那些“我们不能评估其未来的公司”，不管它们的产品可能多么让人兴奋。

多数在1910年赌押汽车业、1930年赌飞机或在1950年下注于电视机生产商的投资者，到头来输得一无所有，尽管这些产品确实改变了世界。“急剧增长”并不一定带来高利润率和高额资本回报。喂，有没有人下注于中国？

理解你所持有的东西。巴菲特写道，根据媒体或分析师评论进行买卖的投资者不适合于我们。

防守好于进攻。巴菲特写道，虽然我们在某些市场上扬的年头里落后于标普指数，但在标普指数下跌的11个年头里，我们的表现一直好过这一指数；换句话说，我们的防守一直好于进攻，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在动荡年代，巴菲特的这些建议都是符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