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美元与全球投资的挑战 江平

弱势美元与全球投资的挑战

江平

货币具有三大功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美元作为世界性的货币在大部分情况下很好地行使了前两种职能，但其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历史则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最近五年，美元对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货币加速贬值，美元利息也远低于大部分金融资产或实体资产的回报。

美元的价格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成就、政治影响与军事实力。作为一种金融资产，短期来看，它也遵从供给和需求的市场法则。当市场感觉美元稀缺时，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经济困难时，美元的价格就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当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特别是美元潜在的竞争者崛起时，美元就会加速贬值。

美元的未来走向与中国关系极大。一方面，从长远的宏观层面观之，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币将逐渐崛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货币，其与美元的伟大博弈将会是我们一生中亲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另一方面，近而观之，这关乎我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所面临的战略抉择。

为了更好地预测美元的未来走向，让我们来回顾历史。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越来越开放，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开始受益于全球化的浪潮。当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时，他们对自己的货币却失去信心。那时候，美元在西方国家之外还是稀缺资产，人们因而对其趋之若骛。这种对美元的追逐一开始还算正常，但到了90年代末，形势却戏剧性地转变。由于新兴国家爆发短期支付危机，西方的投资者开始撤出资本，引发了波及全球的货币危机。危机之后，人们更是觉得，只有将财富存于美元才能保值。

对美元的渴求始于一些边缘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慢慢地，就连那些较富裕的国家也被美国的技术进步所倾倒，从而加入到追求者的行列。金钱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不同的渠道进入美国。这种“美元拜物教”直接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美元泡沫以及美国的互联网泡沫。

纳斯达克在2000年3月到顶，美联储也于那年12月开始降息，美元贬值的时机好像已经成熟。少数华尔街一线的交易员感知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开始卖空美元。可是这最初的反击却失败了，因为美元在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又屡创新高。回首2001年，我们看到，美元的余威犹存，正在攻取最后的阵地——阿根廷。阿根廷人已经绝望，疯狂地卖出比索，买进美元。全球经济衰退反倒暂时加深了人们持有美元的安全感。

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元在市场上的坚挺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二者之间的扭曲达到了极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并未因经济衰退而有丝毫好转，财政则由盈余而转为大幅赤字。美联储为刺激经济而大幅降息，使处于高位的美元更是岌岌可危。可市场上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做空美元。在雷曼兄弟这一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内，我一度承担了全球外汇交易99%的风险。直到2003年四季度，9月份G7高峰会之后，欧元兑美元从最低点上升了几乎40%后，美元的命运才成为投资界的中心话题。华尔街上的交易员们才开始卖出美元，杰出的投资者如鲁宾、索罗斯和巴菲特也加入到抛售美元者的行列中。

刚开始的时候，投资者将目光投向欧元、黄金等。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也迅速升值。慢慢地美元开始对几乎所有新兴国家货币贬值。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印刷美元，美元持有者开始失眠——美元对所有资产都在贬值。

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元熊”，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他们对其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充满忧虑。拿我们中国来说，外汇储备已达14,000亿美元，且还在增加，而这庞大的外汇储备只有大约4%的年收益率。

美联储按其职责应当是美元的“看门狗”，然而最终美联储却必须满足美国政府的需要，即使牺牲美元持有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他们低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得美元利率一直低于美元稳定之所需；美元持有者所得的利息不足以弥补美元贬值的损失。

一栋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大楼售价约为10亿美元。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买下几乎整个曼哈顿岛。假设曼哈顿的房地产每年升8%，那么我们持有美国国债的代价是：一代人之后我们失去70%的购买力，三代之后我们只能购买四乘四的街区，六代之后我们只能买一栋大楼，而十代之后则只能买到一间公寓住宅了。请记住这些外汇储备是整整一代中国人辛勤积累而得，仅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需要几代中国人去修复。所以说，中国决定减持低收益的美国国债是明智的选择。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全球资产相对美元而言已经大幅度地升值，从价值投资的角度看，美元在今天已不再明显高估。对像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样超大规模的资产进行重新配置而言，长期价值投资是唯一可行的抉择。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将美元债券急切地转换成价值并不可靠的资产，甚至于掉进华尔街设置的陷阱。有几个潜在的投资误区尤其要慎重对待：

第一，有不少的机构限定自己只能买那些所谓的高质量的债券。评级高的债券并不意味着风险低，但几乎肯定意味着收益低。如果一个投资人局限于这些所谓的高质量债券而同时缺乏独立的研究工作，那么华尔街将会顺水推舟，把那些高风险的债券乔装打扮，贴上“AAA” 的标签，然后卖给投资者。我们最近所见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次级房屋贷款债券。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将会不停地发明一些新的花招。实际上，对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嵌入衍生物的复杂产品，我们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不应该自缚手脚，远离低评级债券和衍生物；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分辨，要基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做出投资决策。

第二个潜在的陷阱是美元之外的G7国家货币与债券。现在的趋势是仍然看好欧元、加元等等。但是多方面的测算表明，美元相对这些主要的货币已经被低估了。非美元的G7货币现在只适用于交易和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而不适合于长期价值投资。也许现在回顾一下一百年前的英镑的历史是有益的。那时的英镑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慢慢地失去其影响力，但是只有一种货币即美元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取而代之成为更好的投资对象。投资绝大部分其它货币都将损失惨重。我们在全球资产配置过程中，一定要对内在价值进行分析。

第三个过于花哨的是很多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相对于G7国家的股票而言，很多新兴市场的股票以高出很多的溢价在交易。新兴市场交易员曾经一度属于华尔街的二等公民，于今则炙手可热，荣耀万分。新兴国家股票也受华尔街大肆追捧。Valero Energy是美国最大的炼油公司，每天提炼将近300万桶油，市值只有400亿美元；印度的炼油公司Reliance 每天只能处理大约65万桶油而市值却高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两个最大石油Exxon和Mobil市值之和（后来这两家公司合并）。墨西哥Wal-Mart 在这个GDP只有七千五百亿美元的经济体里市值高达360亿美元，这几乎与美国Wal-Mart 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而当时美国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我们不要忘记美国Wal-Mart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公司之一，在全世界营运。华尔街现在强调成长性，他们列出几百条理由劝投资者强力买进印度的Reliance及墨西哥Wal-Mart等股票。可仅仅五年前，同样也是他们告诉我们不要买进任何新兴市场的股票，当时新兴国家股票估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大宗商品代表了另外一种高风险市场，许多商品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短期投机冲动，而不是基本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大宗商品市场易于被人为操纵。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战略是通过直接投资战略资源，而不是在高度投机的商品市场来购买战略性商品。

对于石油来说则另当别论。不可再生的商品如石油，其价格的上升也许是合理的。从1950年到1968年，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桶2.5美元至3美元之间。其后十年OPEC原油供应减少，来自西欧和亚洲的需求上升，油价涨了10倍以上。现在我们又面临另外一轮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挤压。在过去的十年，人们还没有发现足以影响供给的大油田，而大部分油田的产量将在不远的将来达到顶峰。比起70年代，现在新兴市场对石油的需求更加强劲。然而最近十年来华尔街却一直对石油持熊市观点，我们一再被安抚——既然石油的生产成本只有区区几美元一桶，那就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其价格会持续上涨。过去的半个世纪石油价格已经上升了30倍，一些国家甚至为了维护其石油的安全而发动战争。华尔街对投资者历来是高调劝进，而对石油和石油股票却看空，这种做法令人费解。

华尔街所有的研究分析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在任何市场或任何公司，都有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价值投资者，以及公司内部熟知内情的高管人员。他们在市场估值过高时会将所持股票抛售给华尔街经纪公司。华尔街会动用一切机器，包括其研究部门，号召投资者买进，以便他们在更高位出手。反之，如果价值投资者与内部人员在市场严重低估时买入，使华尔街经纪人手头空仓，则他们会唱淡该股票，诱使不明其真相的投资者在更低位抛售，以便他们进仓。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银行业，华尔街多年来对中国银行业极尽抺黑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了施加打压，吓走投资者，以便其廉价买入，牟取暴利。在石油问题上，我认为华尔街掉入了他们自己设置的陷井中。从油价还在十几美元一桶开始，世界上众多的投资者不断买入石油和石油股票。为了能低位平仓，华尔街一直在灌输油价不会涨，油价低对产油国如沙特更为有利等荒谬理论。自1998年年底以来，石油价已从接近10美元／桶涨至超过90美元／桶。华尔街则一直在操纵石油期货使得五年期石油交易价格远低于石油现货价格。如果我们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分析模型，看穿华尔街的烟幕，则我们可在石油现货、期货、石油股票及其它能源市场上取得极大的收益。

相对过高的资产估值以及华尔街对市场的操纵都是全球投资者所面临的障碍。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投资者也不应掉以轻心：一种是政治的力量——全球政治气候正在向左倾斜。另外一种也许更具挑战性，那就是世界人口的戏剧性变化。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数已大幅下降到两个以下。人口的变化在中国则更加明显，1970-1980年的整整十年里，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从三降到了一。劳动力的减少将使投资更具挑战性，因为劳动力将会具有更多的议价能力，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继续持有G7债券和货币就如同踏上失败的不归路。外包或问计于华尔街只会更糟。指数化投资是解决问题的较好办法，但是指数的选择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指数也常常被华尔街所操纵——指数套利在华尔街是一项收益丰厚的生财之道。对大规模的投资而言，我们面临另外一个反向选择障碍：如果我们发出一张对境外公司的买单，很有可能只有那些价值平庸的公司会获得政府批准，价值优秀的公司会遭封杀。因为这些政府显然比外人更加清楚地知道他们国家公司的真正价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虽然华尔街在唱空石油，但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石油供应形势严峻，石油行业整体被低估，故他们找了个借口封杀了这一收购案例。

对于中国这样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而言，长期全球价值投资是唯一的选择。这种价值投资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宏观交易，因为传统的宏观交易注重于中期趋势，并且依赖于在货币、大宗商品、股指和债券之间进行杠杆投机；而长期全球价值投资与基于基本面的股票投资策略相类似，不同的是这种投资基于全球的宏观视野，重点放在不同国家、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价值比较。

CIC这种投资公司必须以战争机制来运作。我们需要自己的投资团队。外包给境外公司永远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政府从来只愿意将低工资、高污染的产业外包给中国。我们应当招聘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成功业绩的投资经理。我们的投资计划更像一场战争计划，其内容是绝对不可以泄露给全球投机客的。我们应当非常小心，因为相对于美元和美国债券而言，现在世界上明显被低估的投资品种已经不多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自缚手脚，如规定只能投“高质量债券”。在一场战争里，如果我们的敌人动用了导弹，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自我限制，只用小米加步枪呢？只要我们进行独立研究，那么交易衍生物和垃圾债券对提高我们的盈利能力就显得极其重要又非常必要了。

就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训练自己的战士对夺取最后的胜利极其关键。拥有理论家很重要，但是他们不能代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和将军们——那些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们。派人去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接受培训也是有用的，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没有几个投资银行经理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必须在本土建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在那里招募具有深厚理论背景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国际市场，与全球投机客短兵相接，并且取经于投资大师们。未来的领导者将会从这里诞生。

我们应当用长期的激励计划来招聘和训练团队。国际投机客的弱点是其中的许多人只有非常短期的视野，他们只关心年终收益。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走得更远，操纵年终价格以期取得自己的奖金。这对长期价值投资者而言是一个获取巨大的潜在收益的源泉。

拜全球流动性泛滥所赐，金融资产不再便宜，在某些情况下已被严重高估。但也正是这泛滥的流动性创造了超级的价格扭曲，从而创造机会。在一个低收益的环境中，部分资产仍然具有超级价值，并且风险极少——基本上是打了深度折扣的保值天堂。他们的存在有多种原因：或者是由于对某些国家或某种资产类别错误的观念，甚至是极度的偏见；或者是由于资产的复杂性；或者是由于过度使用杠杆的交易账户被强制清仓，等等。我们应当考虑把资本配置到一些不时尚的市场，在那里我们更有可能发现被低估的资产。

与西方训练有素的机构相比，我们的投资团队力量尚显薄弱。可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具胜机。在一场战争中，即使我们缺乏远洋作战能力，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近海作战，在那里我们更具有优势。国际投机客由于操纵市场频繁得手而日益猖獗，对香港及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肆意操纵，严重扭曲其内在价值，给我们在这个熟悉的领域创造了极好的投资及套利机会。

中国现在极度匮乏具有全球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对于我们这些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中国的人士，现在是回报祖国的时候了。如今在中国的股票市场急速赢利的最佳时机也许已经过去，但是在中国金融市场一展抱负的时机才刚刚开始。作为旅美中国金融协会（TCFA）的创始人之一，我很高兴看到这一机构十几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构造了一座连接中国和海外华人专业人士之间的桥梁。我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并肩，为中国金融事业的崛起作出我们的贡献。

江平：亲历华尔街货币战争



作者：吴莹 发布时间：2008-02-19 10:52 来源：中国企业家



　　这位当今华尔街最出色的华人投资者，深谙所谓“货币战争”中的游戏规则，他会叶落归根吗？

　　与索罗斯、巴菲特、罗杰斯等全球金融投资圈内响当当的大牌们相比，江平更像是个潜在华尔街职业投资圈水底的投资高手。

　　他在最近一年的声名鹊起源于美国专业杂志《交易员》月刊的一份榜单。根据该杂志2007年4月的评比，赛克资本管理公司(SAC)董事总经理江平以1 亿至1亿五千万美元之间的年收入跻身“百位顶尖交易者”。难得的是，榜单上收入过亿者几乎都是拥有巨额资本的对冲基金老板，像江平这样全凭交易业绩入选者 实属少见，而这也是这份全球金融精英名单里，第一次出现华人的名字。

　　2007年中国的金融谈资众多。从楼市到股市、从猪肉到柴米油盐，资产价格与消费品物价双双攀升；一本《货币战争》悄然高踞畅销书排行榜。

　　在赛克资本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10多年来出没“货币战争”前沿阵地的江平认为，所谓有组织有预谋、政府与大银行联合发 动的“货币战争”的说法与其说是惊天的发现，不如更像是外行的臆想。他认为，过多地强调“货币战争阴谋论”，对于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好处。

　　但江平密切关注持续下跌的美元和中国外汇投资由此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久前纽约举行华人金融协会年会，江平以一篇主题为“弱势美元与全球投资的挑战”的 演讲，引起华人金融圈小范围的震动。江平说：“人民币将逐渐崛起为一种世界性货币，其与美元的伟大博弈将会是我们一生中亲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42岁的江平书生模样，略显瘦削，目光炯炯，带着时刻处于火线的那种警觉状态。

　　做空美元

　　雷曼兄弟是江平华尔街生涯的起点。

　　1995年，雷曼兄弟因墨西哥比索贬值受损，信用被降级，公司的拉美外汇交易部名存实亡。刚从斯坦福大学进入雷曼的江平最初只是在技术支持部门工作， 并非一线交易员。一次某位客户来雷曼询问某个结构复杂的日元衍生物价格。要知道，公司交易员和分析师一般依赖系统模型、基于纽约市场普通衍生物价格计算结 果。但当时没有任何日元衍生物背景、也没有接触过公司衍生物模型的江平通过心算报出价格，早于模型计算结果20多分钟，两者误差很小。在场的一位高级交易 员当即决定邀请江平进入交易部门，指派他去做在旁人看来生存机会几乎是零的比索交易。

　　江平逆流而上，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不论是吃饭、睡觉、走路，他时刻在琢磨对手与自己所做的交易。仓位积累多了后，江每天将交易数据打印出来，一有空就读，硬是将十几页纸几百个衍生品交易细节默记心上，对每个仓位细节了然于胸。

　　江平对数据的敏感与分析能力是惊人的。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江平曾两度参加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每盘棋多至三百多手，而江平自称他脑子里可记几十盘棋，重要比赛经过一年多都记忆犹新。“每一手棋都有逻辑，每一局棋都有生命，怎么可能忘？”

　　江平是罕见的兼有短线套利经验与宏观判断的职业投资经理。

　　对于美元大势江平早有判断。“纳斯达克在本世纪初的崩溃，不仅仅标志着股市的衰落，它预示了一个庞大帝国衰落的开始”。

　　从2000年起，江平便开始做空美元，可是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美元在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以后，出人意料，不跌反涨。在最困难的时候，欧元兑美元 跌至0.8250，加元兑美元则跌至1.60，华尔街几乎无人再做空美元。但江平通过灵活的短线交易以及高超的衍生物交易，尚能保住部门赢利。

　　一直坚守到2002年下半年，欧元、加元、澳元等由底部回弹，江平立刻全力出击，发起反攻。

　　在这个过程中，加元逐渐成为他做空美元的首选货币。由于人们对加拿大长期的偏见，在2002年底欧元已升值20%，回到1.00时，加元兑美元还在 1.58附近探底。江平看好加拿大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他认为加元一旦走出谷底，潜力将超过欧元。到2003年2月，他感到有人在1.52附近护盘， 试图阻挡加元的势头。“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败。”江平作出了少有的正面进攻的决定，“有时我抛出上亿美元，就可使加元升值数十个基点。我立刻知道，护盘者 虽然资金比我大得多，但做贼心虚，不堪一击。其所护的美元价位一被击破，将一去不复返。”

　　江平不隐讳他在这个过程中仍有判断失误、损失惨重的时候。夏季，美元持续三个月反弹，同时全球国债大跌，做空美元的江平损失6000万美元。但由于出 色的短线交易，更由于他手下三个印度籍交易员在拉美局部地区频频获胜，即便是在8月底时他仍是雷曼全球2003年度利润最高的交易员。当时，他判断美元反 扑至此已是强弩之末。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高峰会将明确弱势美元的目标，更多投资者将因此加入抛售美元阵营。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市场上一片鸦雀无声。他知道 很多做空美元但不善于控制风险者已全军覆没，在投行以及对冲基金已找不出一支像雷曼一样主力未受损且已在局部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的正规军。他向高层上表出 师，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位伦敦高管未经最高层讨论便下令全面清仓，造成巨大损失。江平遂萌生离开雷曼之意。

　　时至今日，江平忆及当年历经四年、屡败屡战、却被事实证明判断准确的做空美元一役，说道，“我那是在顺应历史，创造历史”。

　　与华尔街主流保持距离

　　有意思的是，从虎口拔牙般的投机套利交易摸爬滚打出来后，江平转而信奉长期价值投资。2005年开始，已转战赛克资本的江平带领团队在拉美、东欧播种，于2006年收获极大，其时他认为已足够抵御任何市场风波，其仓位可转为长期投资而不须每日避险。

　　2005年-2006年，江平在A股、B股低迷时大举入市，赢利后，2007年5月，江平在上证综指四千多点时开始在A股减仓，转而加强对香港及海外 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他的判断是，大陆政策会更为开放、投资大军已兵临城下，华尔街少数人将为做空“港股”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江平此次在 与华尔街唱空“港股”的力量的对峙中告负(不过就在江平清仓后不久，港股却迎来大涨，这已是后话。)。

　　2007年，江平迎来他交易生涯中首个亏损年头。虽然百分比不高，但由于资本量大，损失绝对值不小。

　　但江平仍坚持他与华尔街主流的距离感。他说，他自己基本不看华尔街的分析报告而靠自己团队对数据进行独立分析。目前江平率领的赛克全球投资团队约有 20人，每人负责一个领域，江平每周阅读自己团队成员厚厚一堆的研究报告，有的时候研究报告太多，时间紧张，他就在边走路或边吃饭时让研究员在电话中读研 究报告。常常，江平所作的宏观判断来自于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谈到中国今日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比较的问题时，他会随口提到一个关键而并未被大量谈及 的人口出生率数字，点出劳力市场变化即将对于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

　　在外汇市场不受华尔街干扰而保持冷静的判断非常难。至今看来，甚至连索罗斯在外汇市场上总体赢利亦甚为有限；巴菲特2003年-2005年做多欧元、 日元，业绩平平，最近他转投新兴国家货币已是晚了一拍，而选择巴西则有再度跟风之嫌。江平认为华尔街力挺巴西打压阿根廷，目的在以便悄悄换手，他经过独立 分析认为“南美真正的价值在阿根廷”。

　　说话间，江平手下的一个研究员拿来份报告，是有关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相对业绩以及华尔街的评估历史。

　　江平指着这份报告指出，他从2000年开始就看好石油，特别是中国的石油股票，但某些华尔街公司却一度表面唱空他们私下里看好的石油，甚至使劲唱空中 国国有石油公司。他说，从2001年底到现在，投资这三大公司的平均收益(不包括红利)是10倍到11倍；如果每年年底做调整，在三大公司中只投最不被华 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可达23倍；反过来，如果只投最为华尔街所看好的公司，则收益仅为4倍多！江平从2000年开始买入中石油股票，如将分红再投资 计算在内，至今已涨了15倍——这是他投资生涯中所持有的涨幅最大的金融资产之一。

　　当然，江平认为，“这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并非凡事都得反着华尔街，但必须独立分析调研。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打拼十多年，江平宁愿将华尔街 看作一个为利驱使、贪婪险恶的江湖。在被问到今天的中国国家投资公司该寻求什么样的投资机会时，江平稍一停顿，说：“机会与陷阱并存，你要先听哪个？”

　　“重要的是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而不是盲从华尔街时尚。如果人云亦云，容易上当。”

　　愿为中国金融崛起作“步卒”

　　在江平看来，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貌似强大，但受短期利益驱使，薄弱环节也很明显。比如在资产管理方面，部分基金利用普通投资者的缺乏经验，以圈钱为目 的，不停地推出时尚产品，迎合大众。1993年基金经理们大肆推销新兴国家基金，1999年及2000年他们则配合华尔街券商推出各种高科技基金，如今又 大力推销印度基金、贵金属基金等，投资者如一味跟风则利益受损。

　　江平希望创立一个新的基金，采用与华尔街不同的激励机制，将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这一基金将以体制化的形式，鼓励基金经理追求长期高回报。江平说自从他最初披露这一想法后，已有多家欧美机构投资者以及众多海内外华人投资者表示出浓厚兴趣。

　　江不怕起点低、资金小。自雷曼兄弟“比索一役”之后，他招收的部下，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数理专业的年轻学生，许多都来自金融机构内的技术支持部 门。就是这样一支“貌不惊人”的团队，在江平率领下从比索衍生物打开突破口，继而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之战中击溃数十倍资本联手围攻，然后投资全球货币、国 债、股票及能源，一度令雷曼外汇部门由弱至强。

　　但江平心中仍有遗憾。虽然他手下的团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筹划中基金将来大部分研究工作亦准备在大陆执行，但由于政策等种种原因，公司仍可能注册在海外，多家外资机构可能会持有部分股权。而江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将公司直接成立于祖国大陆，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

　　他认为，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海外金融界也有众多学识精深，经验丰富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尽展才华的华裔专业人士。中国资 本市场日趋规范化、多样化，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已开始起步。在此基础上成立本土机构，实施“全球集资，中国管理，全球投资，中国决策”，时机已经成熟。

　　2007年全球金融一大景观是国家主权基金的崛起，其中广受关注的便是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以及其接连出手的投资。于江平而言，中投是个报效祖国的机会吗？

　　江平在美多年，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自2004年以来，江平多次与国内有关方面接触，寻找直接服务中国的途径。“虽然每次接触都有收获，但扪心自问，自 己虽有一技之长，但对担任金融机构领导职务是否称职还是有些顾虑。”江平很关注中投动向及其策略，但他说目前所作的，只能是“献计献策”。

　　他说他在雷曼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可供以中投公司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中国金融企业参考，当先取边角，以图立足；继之积蓄力量，并争取在局部以优势出击；当 团队逐渐成熟，中国拥有自己的雷曼、赛克，乃至高盛、大摩时，方可伺机在资本市场上与欧美全面竞争。“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高者在腹’。”江平引用围棋 中的两句术语说。

　　江平曾为中投有关人士建议，建立小的交易训练场，建立类似大投行交易台的结构，分外汇、股票、期货交易等部门，招小兵，给他们小资金实战演习，训练独立承担风险和失败的能力，训练结构模型和数据分析能力。

　　江平表示，如果有朝一日真要替国家操盘，习惯特立独行的他希望要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般的信任与操作环境。“给我一个营也好，一个排也罢，给就 给了，我无法保证打胜仗，但保证全力以赴。”江平郑重说道。他反复强调金融投资不能依赖外包，而要拥有自己的团队，中国金融走世界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久经沙 场的兵将，如果条件成熟，他愿意身先士卒、冲在一线。

　　江平不认为自己超级幸运或者天才，能取得成绩不过是做事比较专注投入的结果。他长期保持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如今业余时间打太极 拳强身健体。顶着赛克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江平，仍然保持着一线交易员的作风，在他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他甚至没有一个玻璃门隔开的单独小房间，而是与团队 其他交易员研究员坐在一起。在他的办公桌上有8台电脑显示屏，各种金融数据库和技术图线闪烁，一台直线电话通往世界各主要交易市场。这就是他的阵地。

　　几个没有被金融数据图形占领的电脑屏幕上，都是儿子替他设置的足球球星屏保图片。

　　中国金融如何介入全球？

　　江平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建言

　　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正在将中国国投这样的新兴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推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前台，与“资本大腕”们同台竞技。江平身为这场博弈中深谙游戏规则的老兵，目睹崛起中的祖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挑战、机遇与陷阱同时展现。

　　在战略上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在战术上我们仍需谨慎。一个国家资金大并不等于强。日本曾携重金登陆美国，并曾风光一时，但结局却被华尔街杀得丢盔卸 甲、溃不成军。究其原因，第一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以岛国暴富之心态，忘乎所以，贪功冒进。90年代“大和”、“住友”、“野村”等金融巨舰先后沉没或重 创便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二是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团队，而是依赖外包、合资或高薪挖角。稍经挫折便树倒猢狲散。金融事业要靠子弟兵，不能靠雇佣军。

　　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机会与挑战并存。最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资产相对于美元已大幅升值，美元已不再明显高估。有很多市场已出现泡沫，风险极大，投资新兴国 家尤其要谨慎，要具体分析每个国家的内在价值，对像印度这样受华尔街热捧的市场要特别警惕。股市方面，发达国家的估值比较合理，而中国一些在海外上市的公 司仍有潜力。从外汇市场来看，以中国，俄国，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潜力最大。从债务来看，大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基本面都比发达国家好，但其主权债务利息都 高于或远高于发达国家。至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及房屋货款债务则必须具体分析。

　　中国在海外投资，会面临一个反向选择障碍：我们做错了选择，外国政府将绿灯大开，而我们做对了选择，外国政府将寻机封杀。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 司时，虽然华尔街在唱空石油，但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石油供应形势严峻，石油行业整体被低估，故他们找了个借口封杀了这一收购行动。美国曾一度有强烈的反日 情结，但日资在80年代房地产泡沫顶峰大举收购美国标志性房地产，或90年代末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时，美国政府却乐观其成。

　　中国对外投资在遇到挫折时，怒而指责华尔街或西方政府并无济于事。关键是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比如在尤尼科收购失败后，应该立刻意识到，全球的能源资 产虽已大幅升值，但与能源供求的现实相比仍然低估。据此如果将收购尤尼科的资金有选择地投向公开市场上的能源股票，应足以取得不亚于尤尼科收购成功所带来 的经济效益。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国仍可将这一经济利益转化为战略利益。

　　新加坡国投、以及中国某些金融机构曾在国际市场上调动巨大资金护盘，这与“价值投资，不战屈人”的原则背道而驰。护盘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动用数十亿 国家资金死守一个点位则是极度的不负责任。虽然护盘者有时可赢得蝇头小利，但风险极大，历史上几次重大丑闻皆与护盘有关。

http://www.cs.com.cn/lcsh/01/200802/t20080219_1370480.htm

“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危机中的逆市而动成就了江平的华尔街梦。

　　美国经济学教授马尔基尔（B.G. Malkiel）是国际投资界的著名人物，其股票投资著作《漫步华尔街》是至今世界股票投资界最畅销的好书。在该书中，马尔基尔介绍了一些在华尔街业绩突 出的年轻人，其中有三位中国人，如今已是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的江平便是其中一位。而在采访中记者才得知，这位在华尔街志得意满的“中国小子”竟然是“半路出家”。

　　
　　
　　
　　勇闯华尔街
　　
　　江平最初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先到中科院念了一年研究生，然后进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江平放弃了多年 的化学专业转去斯坦福大学攻读金融博士。当时，不少朋友对于他的这一选择感到可惜，但江平并不这样认为：“我自认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和懂得长远规划的人， 我有这样的自信！”金融博士还未读完，江平就已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并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向往到华尔街实战的江平进了雷曼兄弟公司成了一名技术 模型研究员，但研究员并不是江平真正想做的。

　　“华尔街对中国人有武断看法，认为我们数学好会计算，但做不好生意，所以进华尔街后第二步就是怎么在公司内部重新找工作。”江平设计的一种交易模型证明在市场上有用，给公司的一名决策层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拉美外汇交易部，成了一名交易员。

　　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在交易场上你挣多少钱，就有多大的实力。江平刚进入雷曼兄弟公司时，外汇是该公司的一个弱项，更不要说在拉美这样的新兴市场了。 但是自从江平于1998年掌管拉美交易部后，该部门的年利润率就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尤其是2002年年末和2003年年初，江平以及他领导的小组一 个月就赚了近2000万美元。

　　江平及其领导的小组在拉美市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证明了他的实力，并获得了公司更大的肯定与信任。他现在在公司内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已经到了可以一笔交易失败就把整个公司赔进去的程度。

　　
　　
　　
　　逆市而动
　　
　　在外人眼里，江平掌管拉美交易部的这段时间，这一新兴市场的环境简直就是糟糕透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就没停过。

　　从1995年开始，以1年半或两年为周期，经济危机不断出现：1995年墨西哥货币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震荡；1997年7—8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拉美；1998年8月，俄罗斯卢布贬值，俄宣布暂停偿还外债。

　　这一系列危机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发生在全球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挤兑，它们都向美国及一些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庇护；另一个后果是引起巴西等国的连锁反应（1999年巴西因银行挤兑而减少了500亿美元）。2001年，这一噩运又降临到了阿根廷的头上。

　　“这些新兴市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国家经常动荡不安，借贷不还是常有的事。大部分交易员的职场寿命都不长。环境好的时候贷出一笔钱，买一些该国高利率 的国债，赚一点钱，但是一遇到动荡、崩溃，你帮公司赚了多年的钱就可能全赔进去了，甚至还不够。”这就是多少业内人士对这一市场的共同描述。

　　但在江平看来“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动荡中有人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而江平则从中看到了机会，频频出击。为江平执行交易的一位经纪人说，江平的小组是他看到过交易最频繁的。

　　当墨西哥爆发危机，各路投资者纷纷逃离并看好阿根廷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墨西哥经济日渐恢复，外来投资增加时，阿根廷却面临危机，投资者纷纷撤离，江平又来了个与众不同的操作。结果是，他的逆市而动让公司在拉美市场赚了个“前所未有”。

　　
　　
　　
　　“危”与“机”
　　
　　身在第一线作战的江平从不盲从分析报告，而是要自己加以分析并做出判断。

　　“我作的基础分析和华尔街里很多人采取的方式不太一样。华尔街其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跟风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华尔街发表的一些共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能 力是至关重要的。”江平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投资经验，“不要过分相信表面上的统计数据和华尔街的言论，要能够独立分析。”江平刚进入公司拉美交易部时，墨西 哥危机刚过，业内分析师们将大量的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放到了台面上。就各类经济数据显示而言，同属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市场似乎正分别处于地狱与天堂 上的两个极端。

　　从数据上看，墨西哥通货膨胀非常糟糕，人均收入低下，加上总统候选人被刺杀，南部的印第安人起义。从有关各方的宣传来看，该地区都十分混乱。反观阿根 廷，这个国家大多都是欧洲移民，城市非常漂亮，教育程度非常好，该国先后出过5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阿根廷政府的公关工作也做得非常不错。不少华尔街的 分析师纷纷撰写文章，表示看好阿根廷，并调低墨西哥的评级。

　　但江平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96年，当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概在9000美元左右，墨西哥在经历货币危机后，人均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江平 的看法是，虽然墨西哥人均收入低，但其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并非异常低下，特别是其还具有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阿根廷当时的劳动效率不可能有墨西哥人 的7至8倍。没错，正如许多华尔街专家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情况的确比墨西哥好，但作为投资者，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要去挖掘那些价值被低估，有较大升值潜力 的市场和项目。江平认为，墨西哥就是那个价值被低估的市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由于没有背景，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所谓的内幕消息，加上自己理工出身的关系，我们非常注重扎实的技术分析与基础分析。所以当危机爆发时，有的金融机 构不得不关闭，而我们公司却在赚钱。在顺水的时候，十个人中九个人赚，只有一个‘倒霉鬼’赔；但是当逆水时，就是十几个人赔，你一个人赚了。”江平不无感 慨地说：“作长期经济分析，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时你得出的结论与华尔街的共识并不相同，你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当墨西哥出现好转，阿根廷陷入危机 时，华尔街的论调来了个180°的大逆转。但江平却又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阿根廷这个国家原材料丰富。其次，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走势是通货紧 缩，只有阿根廷一个国家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它的货币要不停地贬值，但该国当时还拥有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次，阿根廷的出口已经开始恢复了，虽然 它的进口崩溃，阿根廷的贸易顺差因此也非常大。但同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也已降到临界点。就在华尔街唱衰阿根廷，同时开始鼓吹墨西哥时，江平却对墨西哥市 场有了警惕。在别人都撤离阿根廷市场时，江平反而加大了投资，在阿根廷的恢复时期，他的投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你除了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长远的眼光 外，还要有耐心，要有一个具体的生存策略。”危机让江平实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华尔街荣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交易员被美国市场的繁荣冲昏了头脑，认为亚洲危机不会影响到拉美市场。就在其他交易员仍然大举入市的时候，江平把资 金撤了出来，并且建议公司改变交易策略。年底一结账，江平的业绩是部门里最好的，因为他成功地保存了实力。同时江平通过“拼刺刀”频频小规模出击，亦有一 定斩获。半年后，江平被提升为副总裁，执掌拉美交易部。那一年他在组里站稳了脚跟。1998年在俄罗斯危机中他被提为拉美部主管。之后升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直至董事总经理。2001年阿根廷危机更是为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领导的小组仅2003年为公司创造的利润即可达到1亿美元。

　　
　　
　　
　　着眼亚洲市场
　　
　　2003年，江平在雷曼兄弟公司已主要从事外汇投资，并已不在局限于某某地区了。不过今年，他在亚洲外汇市场的进展并不顺利。

　　今年年初，华尔街开始大肆鼓吹人民币升值，而这一次，江平的观点倒是与华尔街形成了难得的一致。

　　多年来，江平一直具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美元被高估，人民币被低估。所以在1997年、1998年，人民币要贬值的预测甚嚣尘上时，江平认为 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了他一份大礼。“别人都认为人民币要贬，我却认为会升，尽管中国政府短期内不会让它升，但至少不会贬。所以交易是非常好做的，虽然我当时 盘做的比较小，但却是轻而易举地赚钱。不过这一次由于观点错误，效果并不理想。看来，由于长期身处国外，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已经有所脱节。”江平毫不 避讳地说。

　　尽管这一次的人民币升值风潮中掺杂着某些变相的政治授意、美国大选等因素，但江平仍然认为人民币价值是被低估了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总有一个上限点，过了这个点，外汇储备是越多越坏。所以这个点在那里，这个平衡怎么做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这个结论 非常难下，需要国家好好地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临界点，应该会在年底略微地调一调，当然国家的决策层也有他们的各方考量，他 们会将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多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研究债券也好，外汇也好，都应特别注意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别。江平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人民币被估值过低是毫无争议的，低至少是20%、40%，甚至是50%。它目前不升也是好事，我可以把我自己的钱投进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会建议我的 公司将亚洲总部移至中国，将资金投入中国，在它升值之前做这件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对我个人也是有好处的。”江平认为，从竞争力来 说，就算人民币升值以后，劳动力还是非常便宜。人民币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人民币升值对有些企业来说可能比较难受，但这也是迫使它们由劳动密集型企业 转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的动力之一。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可以再向更内陆的西部地区转移。”从资金流动层面来考虑，是不是升值之后流入中国的资金就少了呢？ 对此江平并不认同。而对于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江平认为可能性不多。“人民币不会一下子冲得太高，那样负面影响就太大了，对中国、美国都是如 此，大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稳定的调整这是中国、美国等各方的共识。而且，目前华尔街的这些投行还没有办法直接冲击中国外汇系统。”然而在有关人民 币升值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场外的人民币远期交易可谓繁荣兴盛。据江平介绍，所谓人民币远期交易，就是交易双方不涉及人民币现金，两个境外的交易者达成远 期合约。如一方交易者赌人民币会升值，另一方赌人民币不会升值。到了那一天如果人民币没有升值的话，一方赚一方赔，最后以美元结算。

　　据江平估计，在1997年人民币要贬值和今年年初人民币要升值这两次预测的风头上，每天的人民币远期交易规模高达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之间。“现在风头 小了，可能也就几亿美元。”“目前开拓亚洲市场的难点在于，我还不太了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以及我们的客户。要想做得成功，基本分析一 定要做得非常好，同时建立好与政府的关系。在拉美我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觉得在亚洲我有。总之大方向有了，但需要从小事入手。”看来对于亚洲市场，善于长 远规划的江平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构想。

　“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危机中的逆市而动成就了江平的华尔街梦。

　　美国经济学教授马尔基尔（B.G. Malkiel）是国际投资界的著名人物，其股票投资著作《漫步华尔街》是至今世界股票投资界最畅销的好书。在该书中，马尔基尔介绍了一些在华尔街业绩突 出的年轻人，其中有三位中国人，如今已是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的江平便是其中一位。而在采访中记者才得知，这位在华尔街志得意满的“中国小子”竟然是“半路出家”。

　　
　　
　　
　　勇闯华尔街
　　
　　江平最初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先到中科院念了一年研究生，然后进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江平放弃了多年 的化学专业转去斯坦福大学攻读金融博士。当时，不少朋友对于他的这一选择感到可惜，但江平并不这样认为：“我自认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和懂得长远规划的人， 我有这样的自信！”金融博士还未读完，江平就已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并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向往到华尔街实战的江平进了雷曼兄弟公司成了一名技术 模型研究员，但研究员并不是江平真正想做的。

　　“华尔街对中国人有武断看法，认为我们数学好会计算，但做不好生意，所以进华尔街后第二步就是怎么在公司内部重新找工作。”江平设计的一种交易模型证明在市场上有用，给公司的一名决策层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拉美外汇交易部，成了一名交易员。

　　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在交易场上你挣多少钱，就有多大的实力。江平刚进入雷曼兄弟公司时，外汇是该公司的一个弱项，更不要说在拉美这样的新兴市场了。 但是自从江平于1998年掌管拉美交易部后，该部门的年利润率就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尤其是2002年年末和2003年年初，江平以及他领导的小组一 个月就赚了近2000万美元。

　　江平及其领导的小组在拉美市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证明了他的实力，并获得了公司更大的肯定与信任。他现在在公司内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已经到了可以一笔交易失败就把整个公司赔进去的程度。

　　
　　
　　
　　逆市而动
　　
　　在外人眼里，江平掌管拉美交易部的这段时间，这一新兴市场的环境简直就是糟糕透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就没停过。

　　从1995年开始，以1年半或两年为周期，经济危机不断出现：1995年墨西哥货币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震荡；1997年7—8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拉美；1998年8月，俄罗斯卢布贬值，俄宣布暂停偿还外债。

　　这一系列危机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发生在全球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挤兑，它们都向美国及一些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庇护；另一个后果是引起巴西等国的连锁反应（1999年巴西因银行挤兑而减少了500亿美元）。2001年，这一噩运又降临到了阿根廷的头上。

　　“这些新兴市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国家经常动荡不安，借贷不还是常有的事。大部分交易员的职场寿命都不长。环境好的时候贷出一笔钱，买一些该国高利率 的国债，赚一点钱，但是一遇到动荡、崩溃，你帮公司赚了多年的钱就可能全赔进去了，甚至还不够。”这就是多少业内人士对这一市场的共同描述。

　　但在江平看来“因为有危机才有波动，才能有恐慌，才可能抓住机会。”动荡中有人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而江平则从中看到了机会，频频出击。为江平执行交易的一位经纪人说，江平的小组是他看到过交易最频繁的。

　　当墨西哥爆发危机，各路投资者纷纷逃离并看好阿根廷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墨西哥经济日渐恢复，外来投资增加时，阿根廷却面临危机，投资者纷纷撤离，江平又来了个与众不同的操作。结果是，他的逆市而动让公司在拉美市场赚了个“前所未有”。

　　
　　
　　
　　“危”与“机”
　　
　　身在第一线作战的江平从不盲从分析报告，而是要自己加以分析并做出判断。

　　“我作的基础分析和华尔街里很多人采取的方式不太一样。华尔街其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跟风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华尔街发表的一些共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能 力是至关重要的。”江平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投资经验，“不要过分相信表面上的统计数据和华尔街的言论，要能够独立分析。”江平刚进入公司拉美交易部时，墨西 哥危机刚过，业内分析师们将大量的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放到了台面上。就各类经济数据显示而言，同属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市场似乎正分别处于地狱与天堂 上的两个极端。

　　从数据上看，墨西哥通货膨胀非常糟糕，人均收入低下，加上总统候选人被刺杀，南部的印第安人起义。从有关各方的宣传来看，该地区都十分混乱。反观阿根 廷，这个国家大多都是欧洲移民，城市非常漂亮，教育程度非常好，该国先后出过5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阿根廷政府的公关工作也做得非常不错。不少华尔街的 分析师纷纷撰写文章，表示看好阿根廷，并调低墨西哥的评级。

　　但江平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96年，当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概在9000美元左右，墨西哥在经历货币危机后，人均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江平 的看法是，虽然墨西哥人均收入低，但其劳动力的工作效率并非异常低下，特别是其还具有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阿根廷当时的劳动效率不可能有墨西哥人 的7至8倍。没错，正如许多华尔街专家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情况的确比墨西哥好，但作为投资者，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要去挖掘那些价值被低估，有较大升值潜力 的市场和项目。江平认为，墨西哥就是那个价值被低估的市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由于没有背景，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所谓的内幕消息，加上自己理工出身的关系，我们非常注重扎实的技术分析与基础分析。所以当危机爆发时，有的金融机 构不得不关闭，而我们公司却在赚钱。在顺水的时候，十个人中九个人赚，只有一个‘倒霉鬼’赔；但是当逆水时，就是十几个人赔，你一个人赚了。”江平不无感 慨地说：“作长期经济分析，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时你得出的结论与华尔街的共识并不相同，你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当墨西哥出现好转，阿根廷陷入危机 时，华尔街的论调来了个180°的大逆转。但江平却又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阿根廷这个国家原材料丰富。其次，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走势是通货紧 缩，只有阿根廷一个国家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它的货币要不停地贬值，但该国当时还拥有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再次，阿根廷的出口已经开始恢复了，虽然 它的进口崩溃，阿根廷的贸易顺差因此也非常大。但同时，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也已降到临界点。就在华尔街唱衰阿根廷，同时开始鼓吹墨西哥时，江平却对墨西哥市 场有了警惕。在别人都撤离阿根廷市场时，江平反而加大了投资，在阿根廷的恢复时期，他的投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你除了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长远的眼光 外，还要有耐心，要有一个具体的生存策略。”危机让江平实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华尔街荣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交易员被美国市场的繁荣冲昏了头脑，认为亚洲危机不会影响到拉美市场。就在其他交易员仍然大举入市的时候，江平把资 金撤了出来，并且建议公司改变交易策略。年底一结账，江平的业绩是部门里最好的，因为他成功地保存了实力。同时江平通过“拼刺刀”频频小规模出击，亦有一 定斩获。半年后，江平被提升为副总裁，执掌拉美交易部。那一年他在组里站稳了脚跟。1998年在俄罗斯危机中他被提为拉美部主管。之后升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直至董事总经理。2001年阿根廷危机更是为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领导的小组仅2003年为公司创造的利润即可达到1亿美元。

　　
　　
　　
　　着眼亚洲市场
　　
　　2003年，江平在雷曼兄弟公司已主要从事外汇投资，并已不在局限于某某地区了。不过今年，他在亚洲外汇市场的进展并不顺利。

　　今年年初，华尔街开始大肆鼓吹人民币升值，而这一次，江平的观点倒是与华尔街形成了难得的一致。

　　多年来，江平一直具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美元被高估，人民币被低估。所以在1997年、1998年，人民币要贬值的预测甚嚣尘上时，江平认为 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了他一份大礼。“别人都认为人民币要贬，我却认为会升，尽管中国政府短期内不会让它升，但至少不会贬。所以交易是非常好做的，虽然我当时 盘做的比较小，但却是轻而易举地赚钱。不过这一次由于观点错误，效果并不理想。看来，由于长期身处国外，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已经有所脱节。”江平毫不 避讳地说。

　　尽管这一次的人民币升值风潮中掺杂着某些变相的政治授意、美国大选等因素，但江平仍然认为人民币价值是被低估了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总有一个上限点，过了这个点，外汇储备是越多越坏。所以这个点在那里，这个平衡怎么做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这个结论 非常难下，需要国家好好地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临界点，应该会在年底略微地调一调，当然国家的决策层也有他们的各方考量，他 们会将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多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研究债券也好，外汇也好，都应特别注意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别。江平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人民币被估值过低是毫无争议的，低至少是20%、40%，甚至是50%。它目前不升也是好事，我可以把我自己的钱投进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会建议我的 公司将亚洲总部移至中国，将资金投入中国，在它升值之前做这件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对我个人也是有好处的。”江平认为，从竞争力来 说，就算人民币升值以后，劳动力还是非常便宜。人民币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人民币升值对有些企业来说可能比较难受，但这也是迫使它们由劳动密集型企业 转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的动力之一。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可以再向更内陆的西部地区转移。”从资金流动层面来考虑，是不是升值之后流入中国的资金就少了呢？ 对此江平并不认同。而对于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江平认为可能性不多。“人民币不会一下子冲得太高，那样负面影响就太大了，对中国、美国都是如 此，大家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稳定的调整这是中国、美国等各方的共识。而且，目前华尔街的这些投行还没有办法直接冲击中国外汇系统。”然而在有关人民 币升值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场外的人民币远期交易可谓繁荣兴盛。据江平介绍，所谓人民币远期交易，就是交易双方不涉及人民币现金，两个境外的交易者达成远 期合约。如一方交易者赌人民币会升值，另一方赌人民币不会升值。到了那一天如果人民币没有升值的话，一方赚一方赔，最后以美元结算。

　　据江平估计，在1997年人民币要贬值和今年年初人民币要升值这两次预测的风头上，每天的人民币远期交易规模高达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之间。“现在风头 小了，可能也就几亿美元。”“目前开拓亚洲市场的难点在于，我还不太了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以及我们的客户。要想做得成功，基本分析一 定要做得非常好，同时建立好与政府的关系。在拉美我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觉得在亚洲我有。总之大方向有了，但需要从小事入手。”看来对于亚洲市场，善于长 远规划的江平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