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4
图9
图10
自本世纪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国家比美国和中国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更加重要。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经济需求端的主力，而中国生产商向来是供应端的主力。很少有人会对其益处持有异议。在2007年中期之前的4年半里，世界GDP增长率平均值接近5%——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最强盛并且持续最久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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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两台引擎正开始减速，适逢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大势不妙。这对任何一方乃至双边关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希望仍然存在，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和美国齐心协力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然而，如果两国陷入不和，那么它们将两败俱伤——并对饱受危机肆虐的全球其它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赌注是巨大的。没有犯错的余地。
危机中的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从这场痛苦的金融危机及衰退所带来的影响中幸免。尽管美国所谓的次贷危机可能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每个地区现在都像锁住了脚步一样停滞不前。这也包括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它，世界经济早已低迷。这还包括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其它经济体，它们要么径直步入衰退，要么经济急剧放缓。十年前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现在新的危机又迫在眉睫。亚洲远未与世界其它地区脱钩，亚洲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问题——与这场始于美国而随后又像野火般蔓延至发达国家的危机及衰退紧密相连。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在于两个经济体均处于失衡状态。美国的过剩消费模式因长期以来的资产泡沫支柱——房产和信贷——双双破灭而陷入极大的困境。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因为受到巨大的外需冲击的负面影响而陷入困境，而这样的外需冲击很可能是美国后泡沫时期消费需求紧缩的结果。亚洲其它经济体——已经紧密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现已无处可躲。1997-1998年那场令人痛心的金融震荡过去十年之后，亚洲正面临另一场危机。
重要的是，这些失衡的发生并非彼此孤立。美国的消费泡沫实际上也源自同样不稳定的亚洲出口泡沫。现在，两个泡沫均已破裂——全球经济的消费端和供应端。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了：在后泡沫世界里，长期沸腾的全球失衡终于来到危机关头（见图1）。
中国：不平衡并且不稳定
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的失衡实际上是有利于己的。2001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从20％提高到36％，同时全球出口占世界GDP的比例从24％上升至31％。换言之，中国的时机选择恰到好处。正当全球贸易经历其最辉煌的增长时，中国抬高了其出口依存度。这让中国有效地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旺盛的全球繁荣中获益，截至2007年的7年中，其GDP平均以10.4%的速度增长。
时过境迁，现在美日欧罕见的同步衰退证明，世界贸易的繁荣时期已经颓败。中国的出口直到2008年中期以前还保持高达25％的同比增幅，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年末完全是负增长，2009年1月则下降了17.5％。
中国经济中出口占如此大的份额，而其飞速增长态势不复，无怪乎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也同样大幅放慢。12月的工业产出仅增加了5.7％，而此前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6.5％，是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当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6.8％，与过去三年12%的平均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比放缓的数据还掩盖了近期经济形势走弱的严重性。用这些数据推算下个季度的变化，即美国目前使用的算法，会发现中国GDP和工业产值增长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会持平或负增长。这种突然的减速意味着中国要实现政府制定的2009年GDP增长8%的目标是困难的，很可能最后的增速是接近6％，甚至更低。在一个危机肆虐的世界里，中国并非一片繁荣的绿洲。
对于一个长期注重社会稳定的国家而言，这种增长落差令人担忧。它已经对中国的就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政府现在已经确认沿海出口制造业丧失了超过15%的工作岗位——考虑到中国有约1.2亿人的流动就业大军，这相当于2000万名工人。如果出口及GDP下滑持续下去，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就会加深——加大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劳动力方面不稳定局面的风险。我依然相信中国领导人会尽全力来避免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全球衰退中，至少可以这样说，挑战令人生畏。
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并且身处险境
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这已经是传统看法。中国奇迹般的发展故事是这一观点的中心——很多人相信，这种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把全球力量的钟摆从西方拨向东方。说这种结构转变将会把世界翻个里朝外几乎一点都不夸张。亚洲梦是一个强大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就像一块磁石，将世界各地的金融及人力资本都吸引过来。
我想，现在就开香槟酒庆祝还为时过早。亚洲世纪似乎并非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早已注定。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仍然过于依赖出口及外需。去年，发展中的亚洲出口份额创下了47%的历史最高纪录——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普遍水平高出了整整10个百分点（见图4）。这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真正已经能够自立的强有力经济体。
与此同时，亚洲经济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特征已经明确无疑——这是该地区寻求增长的另一个维度。当中国繁荣时，亚洲其它国家也非常乐意搭顺风车。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导致了日益紧密的泛区域融合，中国的工厂装配线也无拘无束地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区其它地方引入投资及零部件。然而，这种依赖性也是双刃剑——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使亚洲世纪的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如上所述，中国繁荣的本身与全球贸易创纪录式的增长息息相关。但是现在，随着全球贸易经历1982年以来的首次收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驱动力也随之下降。
这极大地冲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对于该地区其它主要经济体而言，2008年12月份的出口对比数据简直糟透了：例如，中国台湾的出口年同比下降42%，跌幅令人咋舌，其中对大陆出口下滑56%；日本出口下降35%，其中对华出口下滑35%；韩国出口下降17%，对华出口亦下滑35%。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上述三个国家（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占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出口的28％、23％和16％。但是，既然中国的出口机器已经在急刹车中停顿，那么亚洲其它经济体的萎靡状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正好让亚洲套上一句老话：中国打喷嚏，亚洲重感冒。
我坚信亚洲世纪必将到来。但是问题在于可能要比我们希望的晚很多。亚洲世纪最大的考验在于——该地区在面对任何外部冲击时的自力更生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是一场外部融资冲击。现在则是一场外部需求冲击。这些情况应该让亚洲意识到其担任起领导地位的议程任重而道远。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让位于来自个人消费增长模式的更多支持之前，亚洲世纪的梦想很可能止步于此。
美国：泡沫丰富而又对外依赖
这场全球危机始于美国，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美国经济面临空前的深度衰退，这多半是后泡沫时期大浪淘沙的自然结果。它始于房地产，而今却已经蔓延至最大的行业——美国消费行业。在2007年初的鼎盛时期，美国消费足足占实际GDP的72%——创下了美国的历史纪录，就此而论，这对于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是一个纪录。
这种消费热的问题在于它并非是由美国经济潜在的创收能力支撑起来的。在现已结束的扩张中，私有部门劳动报酬增长步伐的缓慢程度非同一般——比此前四个商业周期的轨迹下挫了（按实际值计算）8000亿美元。低于平均值的就业增长加上实际工资水平的相对停滞让消费者远远缺乏赖以支撑旺盛消费的劳动收入。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美国消费者继续消费。通过从资产升值中肆无忌惮地提现——先是证券，然后是住房——消费者发现了新的购买力来源。而信贷泡沫更助长了这种购买力——让房主能够以很低的成本从空前高涨的房屋价值中抽取资本，然后利用这些收益支撑当前的消费，并为将来增加存款。2000年，净房产抵押提取现金量占可支配个人收入的3%，2006年则飙升至近9%。如此依赖泡沫的消费与储蓄策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当得以支持消费的来源从收入转向资产，美国的国内储蓄率便被逼至最低点。国民净储蓄率——剔除贬值因素后的家庭、商业及政府储蓄额——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降至占国民收入1.8%的历史低谷，而2008年实则跌到了负值区域。这种发展趋势对全球造成的后果非常深远：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被迫从国外引进额外的存款以支撑经济增长——为了吸引资本使得经常账户赤字变得巨大。
对于泡沫丰富的美国经济，储蓄不足是经济脆弱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年景好的时候，它让美国愈加依赖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为其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年景差的时候——特别是在房产及信贷泡沫破裂之后——它触发了依赖资产的美国消费行业的大幅调整。2008年最后两个季度，实际消费开支以3.6%的平均年率下降——这是二战后消费需求首次连续两个季度跌幅超过3%。
尽管2008年底美国消费出现前所未有的萎缩，但是仍有理由相信美国消费调整空间还很大。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较72%的峰值仅下滑了一个百分点——仍然比泡沫前1975年至2000年67%的普遍标准值高出整整四个百分点。在这一基础上，消费均值回归仅完成了约20%。尽管美国当局近期制定了非同寻常的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后泡沫时期美国消费的去杠杆化历程仍将是美国未来3至5年内宏观经济状况的主要特征。
其本质是大规模并且持久的全球需求冲击。美国消费者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见图9）。长久以来，美国的消费增长一直远远超过其它发达国家迟缓的消费增长。泡沫后美国消费行业的调整破坏了中国及亚洲其它依赖出口的国家的外需支柱，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时，这也不太可能很快结束。美国消费增长持续低迷所带来的多年阻力可能是未来几年塑造全球经济需求状况的最强大的力量。
与日俱增的双边紧张局势
当前的全球危机给美中关系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可能是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近期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这些挑战便已经有所展现，当时他指责中国操纵货币。此外，随着美国进入衰退，失业率高企，有充分理由担心日后还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责难，而盖特纳的评论只是一个值得引人深省的信号。
这是华盛顿长期盛行的相互推诿心理的一种不幸的结果。在艰难时期，美国政客们显然需要替罪羊来把注意力从制造了大麻烦的自己身上移开。华尔街被选为制造出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监管者及央行有同谋之嫌——而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双边贸易赤字的中国正因为美国工人承受的压力而受到指责。
华盛顿对华贸易政策措辞严厉的“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2007年创纪录的2560亿美元的巨额双边贸易赤字，长期以来对人民币货币操纵的指责，以及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缓慢增长。搞定中国问题，争吵自然消失，而美国工人面临的不公平的压力也会随之缓解。
美国的问题是多边贸易失衡——而非因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的双边问题。
这个论调漏洞百出。主要原因在于，美中贸易赤字并非毫无来由。如上所述，泡沫丰富而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需要从国外引入额外储蓄来保持增长。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维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及贸易赤字以吸引资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国与其100个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实际上都出自这同一个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多边贸易失衡——而非因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的双边问题。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中，对华贸易赤字是最大的一块——这并非由于其货币价值，而主要原因是美国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包决策。
所谓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证据也不像众多美国专家所认为的那样确凿。自从三年多之前中国放弃单一货币挂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按实值计算）升值接近21%。此外，近期的学术研究认为人民币多边低估程度大约仅为10%——对中国而言算不上是什么重大优势（参见Yin-Wong Cheung、Menzie D. Chinn和Eiji Fujii撰写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09年1月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国的经常账户及汇率”）。重要的是，上述研究人员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双边及多边贸易流量并不像人民币打压派所想的那样对货币波动非常敏感。
尽管如此，即便美中贸易通过强迫人民币重估、关税或其它方式而下降或终止，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也仍将需要维持巨大的多边贸易赤字。那意味着它要把外部失衡中的中国所占的份额转嫁至另一个贸易伙伴头上。如果转嫁至一个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很可能会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他们的税赋。但还不止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的货币管理者将会以降低美元资产的购买量作为回敬。所有这些都将会让全球两大力量更进一步滑向贸易保护主义。
如何避免这样的后果——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贸易战有着惊人的相似——是摆在两国政府面前的重大挑战。对美国新任总统尤其如此。力争为不堪重负的美国中产阶级工人建立支持平台的奥巴马强调了他对于全球化时代实际工资滞胀的担忧。实际工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确定这个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联系。实际工资停滞极有可能与美国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关联性更大——特别是，在IT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滞后的教育改革及技能再培训项目——而与跨境贸易压力的相关度更低。贸易赤字也有可能主要是不鼓励储蓄的错误政策的后果——在预算赤字高达万亿美元的时刻，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糟。如何在不脱离全球化轨道的条件下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奥巴马总统的领导能力是个迫在眉睫而重要的考验。
不要指望共生
在经济学上，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这个低储蓄的消费国以及中国这个高储蓄的生产国之间的自然共生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但是不能把这种互补想当然的认作是一种能够永远增进关系纽带的相互依赖现象。
实际上，美中共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它反映出了双方利益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只能维持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诚然，只要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以支撑过剩的个人消费，它就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同时，只要储蓄过剩的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就业增长来维持社会稳定，那么它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
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变了，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开始增加储蓄——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泡沫时期的消费者而言，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要从中国借入储蓄盈余的需求就会消失。反之，如果中国开始增加支出——鉴于其对出口及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大——那么它借给美国的额外储蓄也会减少。如果这两方面的调整恰好精确地发生在同一时刻，那么一种不间断的共生状态就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认为，两大经济体的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这说明，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
不幸的是，这并非中美经济紧张局势的唯一缘由。2005年至2007年期间，足足45条反华贸易法规被提交到美国国会。尽管当时没有一条获得批准，但现在却存在变数。随着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引发贸易摩擦的政见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就此而论，财长盖特纳警告中国货币操纵的言论着实令人担忧。美国新近制定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纳入的“买美国货”条款也是如此。
同时，中国必须更加注意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任何补助——不论是国内工资补助还是货币补助——都将是举足轻重的。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不能对肩负的责任掉以轻心。此外，如果中国忽视环境恶化及污染，那么世界将为跨境劳动套利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代价远比单纯的工资比较所蕴含的意味要深刻。若是说低成本的外包忽略了环保考虑，这在相对“绿化”的经济体中对实际工资形成的挤压可能更加严重。
对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解决美中经济关系的复杂问题是一项紧迫的挑战。当饱受危机肆虐的世界步入严重衰退，赌注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美国及中国经济的演变及变化，转瞬即逝的共生状态很可能为高度紧张的局势所替代。缓解紧张的时机只在今朝——赶在为时过晚之前。
中国经济平衡的迫切性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两年前，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深表担忧。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开始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
但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执行措施。特别是未能建立制度化的社保体系，从而扫除预防性储蓄的担忧、建立更有活力的消费文化提供系统支持。结果，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2007年下降到创纪录的36％，体现了中国宏观失衡的弊端，这个问题在全球性危机中更加麻烦（见图10）。外部需求遭受严重冲击后，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凸显，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后备计划。
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出路。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如最近推出的4万亿元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计划会暂时有效。这种措施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至2001年全球轻度衰退期间中国所采取的反周期方案。但是随着美国消费者开始一场历时多年的消费缩减，这些行动并不足以弥补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漏洞。
中国需要大胆积极制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它应该首先宣布社保系统的重大举措。具体来说，中国应大幅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目前该基金只管理着700多亿美元的资产，还不足以为老龄化的中国人口提供人均100美元的退休资金。中国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一个私人养老金计划，以扩大全国范围的健康和失业保险范围。最近通过的一项8,500亿元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出路。
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是：其失衡的经济必须经历再平衡。服务了中国经济30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现在必须让位于内部驱动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而言，再平衡的要求从未如此迫切。对于亚洲其它经济体而言——更不用说已经失衡的全球经济了——中国在后泡沫时期的经济领导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重大的再平衡历程。
政策风险
无须赘言，衰退的经济体往往不会欣然接受让本国货币升值的建议。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2008年末，其环比增长的放缓程度实际上已经接近停滞。2009年初的整体经济增长依然低迷，目前远低于6%-8%这一中国借以消化多余劳动力并维持社会稳定的区间，而强化经济周期效应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经济下行风险。
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期的货币操纵言论会受到北京的质疑，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尽管那样尖锐的言辞并不意味着会有实际行动，但是如果口舌之争直接演变成贸易制裁，那么会产生何种后果仍然值得考虑。金融市场会即刻感受到其影响。由于美国依赖中国的资金填补其对外赤字——在数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时代，这种依赖性有增无减——美国没有资格冒险让中国减少购入美元资产。然而，如果骄傲而受伤的中国对华盛顿因货币纷争引起的贸易制裁采取报复，那么上述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
此类报复的可能形式是中国不出席将来的美国国库券拍卖。美国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方能为其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上述反应绝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中国不给美国提供外部资金，美元可能会贬值，而实际长期利率将会上调。美元危机是陷入衰退中的美国最不想要的。但如果美国把言辞变为行动，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那么上述情况就有可能发生。简言之，华盛顿把美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货币，这简直是如履薄冰。泡沫后的美国经济正经历内需萎缩，而靠责备中国是于事无补的。在当前的环境下，针锋相对不仅是个糟糕的建议，而且还很危险。
同样需要强调一下值得中国警惕的方面。首要一点，中国的决策者绝不能过于乐观地指望外部需求模型会再次奏效。耗时多年的美国消费低迷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冲击，将长期拖累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因此，中国再平衡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型转向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型，这种需求正日渐紧迫。
中国也不应该尝试使用货币杠杆或其他补贴来促进出口。在失业率日增且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日渐担忧的时期，这种努力可能为反华贸易制裁提供口实。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行动也可能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其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债权国的角色。若是这样，美国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一幕会重新上演。
警钟
长期以来，对于中文词汇中的危机一词的英文翻译一直存有争议。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危机”可以理解为危险和机遇共存。不幸的是，这层意思——不管是否正确——对于陷入危机的世界而言已经消失了。今天，危机和衰退中的世界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而不是拆散自己。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实现的全球化及其跨境关联让我们别无选择。
在如今的这个环境中，推诿指责完全会产生相反结果。那些把美国难以为继的消费狂热归咎于像中国一样有储蓄盈余的经济体的人应该感到难堪。这是美国问题，也是一个应该在美国国内通过新的约束性货币政策、严厉的监管监督以及更负责任的消费者和公司行为来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都入不敷出而又依赖泡沫的经济体而言，现在它必须接受应该量入为出的现实——同时也不应将这种痛苦但却必要的调整归咎于他人。
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同样，中国需要承认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总是有极限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同步衰退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由此引发的空前的外需震荡已经把这个问题暴露无遗。经济发展并非只为别人生产——特别是当那些“别人”都入不敷出的时候。最终，出口导向型增长必然会被国内消费者的内部需求所取代。中国已经做好了这种转型的准备，而且必须尽快开始这一过程。
简言之，现在正是失衡的世界开始挑起全球再平衡重担的时候。通过勾勒出以美国和中国为背景的这种调整，结论也就很明确了：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降低消费，而中国则需要降低储蓄并增加消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陷入危机的世界已经无力再延续一种不稳定的现状。全球再平衡并非一针速效剂——因此对目光短浅的政客们来说，它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但最终，这却是能够让世界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唯一途径。如果这场危机还存有一线希望，那它一定存在于给这个失衡世界上的政客和决策者们发出的一记警钟之内。
注:本文由罗奇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有关“中国在全球衰退的起源及应对中的角色”的听证会上向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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